早在1933年11月，红军和广东方面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停战谈判。
而大约在1934年8月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并且设立了联络电台。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
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朱德又指出了陈狼狈而危险的处境：“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
外有日寇侵略，内有蒋介石进逼，两广这么一个小格局，不能自保，连亡国都有可能。
朱德的信还提到，如果陈还保持犹豫状态，则“福建之役可为殷鉴”。
所谓福建之役，是指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的义举。
最后，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