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媚媚的工作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扬，但心里并不轻松。这种不轻松主要还是来自她所从事的工作。
她在军队里的时候，倘不认识红军所处的总的形势。其实红军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在一开始希望就很渺茫。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红军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弱点。
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红军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军抗衡。
应该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chì • fěi ’①。”
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是暴露无遗。
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艰难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中央苏区人力资源已捉襟见肘。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
1933年5-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
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
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
máo • zhǔ • xí 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
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
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
有资料称，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
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
“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
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
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
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
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
就是这种不现实，苏区中央却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在此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
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这样强迫征兵员，出现了很多负面情况。
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
”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
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
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
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
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
“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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