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在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全线出击，使中央红军陷入被动局面。
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北门户大开。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目的的战略转移，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战略转移计划，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答复。
嗣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成立了“三人团”，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确定主力突围转移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终将突围转移地点选在了于都。
但是于都并不是唯一的长征出发地。
于都作为红军主力的集结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总的、最后的出发地。
同时瑞金、兴国、石城、会昌、长汀、宁化等地则是中央机关及红军各有关部队的长征出发地。
总的、最后的出发地为什么会选择在于都呢？
当时，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
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份集结。
南线，我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我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
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
于是，中革军委将突破点选择在信丰、安远之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上，于都进入了决策视野。
应该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选择于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充分考虑的，是一次有准备的慎重选择。
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
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相对安全。
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中心位置，距瑞金、兴国均为88公里，距宁都99公里。
当时，红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带作战，于都是前线部队快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
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
从政治条件看，于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
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稻米充足，同时于都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于都县城距离信丰、安远间的敌第一道封锁线较近，抄小路仅9O公里。
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乘敌不备突破敌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máo • zhǔ • xí 和夫人贺子珍就住在这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是雄浑激昂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曲。
然而，当后人用各种美好的语言歌颂长征，赞誉长征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想到，长征是从痛楚的泪水中开始的，是一次失败后的大撤退，是红军当时唯一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呢？
这个话也同“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一样，是由máo • zhǔ • xí 说出来的。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就写道：“左“倾中央的那些人，“要装着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他两次提出跳到外线，改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建议不被采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多次说过，长征“英勇是英勇的，是拼命的，但却是被机会主义者引到这条道路上来的。把南方的根据地统统损失了，完全帮助了敌人蒋介石，我们被迫不得不走路“。
长征“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走——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你们以为万里长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呀？这是犯了错误的结果。呆不住了，只好走呀“。
长征开始的时候，máo • zhǔ • xí 仍然没有发言权，更无法说出上面这番见解。
尽管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却不能与闻长征这样的重大战略决策，没有人来征求和听取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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