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天宇和胡杏儿悄悄地干掉了敌人的炮兵，解救了正在受到攻击的抗联军队，同时也让自已脱离了险境。
到达哈尔滨后，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己在哈尔滨等候。
李介生与他接上关系后，即被安排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苏联。
临分别时，李介生紧紧地握住林欣儿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欣儿同志！”
林欣儿谦虚地说：“谢什么，这是我们的职责！”
林欣儿知道中央领导层里并没有一个叫李介生的，此时她多想问一下这位领导同志的真实姓名。但坚强的党性告诉她：你不能！这是党的纪律。
其实这位化名李介生的中央首长，即是陈云①。
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
同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抵达上海后才发现，此时的上海已经与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了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在上海十分冒险。
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
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林欣儿的掩护下到达哈尔滨，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潘汉年则于8月下旬，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陈云在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
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
因此，陈云的到来使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非常兴奋。
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
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
在谈到第一阶段时，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
他说，“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
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这一阶段，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
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
二是在当地招募了新兵，扩充了队伍。
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
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máo • zé • dōng 同志担任领导。”
紧接着，陈云又详细介绍了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娄山关、强渡乌江与大渡河等一系列战役取得的胜利。
之后，他又阐述了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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