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公然宣布另立中央。
南下过程中，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兵力由10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其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另一支部队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
他们北渡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红一方面军的接应下，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人类军事史上的空前奇迹，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等八省的十几个地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陈毅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他和游击队员“整年整月的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
1936年冬，负伤未愈的陈毅和战友们被敌人围困在梅山二十多天，生死未卜。他以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
1936年4月9日，延安城边降落下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
当时，延安城还属于东北军的地盘，张学良派人将等候在城外的周恩来、李克农接入城内，他们从晚8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清晨4点。
这次会见双方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张学良提出的“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回去报告中央。
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提议：“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对同张学良的会谈十分满意，在离开延安返回瓦窑堡的路上，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
这条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