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时，国民党当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撇下吴咏湘等人，准备单独与东北游击大队谈判。
1937年9月19日（农历中秋节），国民党当局通过一名樵夫给东北游击大队送去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一封信，说准备派代表同游击队谈判。
同时，还送去一份傅秋涛等人署名的湘鄂赣省军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告人民书》。
东北临时特委和东北游击大队负责人结合从报紙上了解到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对当前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和东北游击大队政委刘珍吾下山谈判。
为防止万一，又决定由大队长吴嘉民率领东北游击大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奉新、高安一带活动，牵制敌人，配合谈判。
东北游击大队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谈判，前后共进行了3次。
前一次在宜丰黄沙港半山坡dú • lì 杉树下，后两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铜鼓带溪。
在前两次的谈判中，囯民党南昌行营代表毫无谈判诚意，继续玩弄“招抚”、“收编”的把戏，遭到红军游击队代表义正言辞的驳斥。
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边来，东北游击大队在奉新高岭消灭了敌人1个排，随后又袭击了渣村的敌据点。
在这种情况下，敌被迫撤出黄沙港、逍遥等游击区，其谈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六条协议：
（一）双方停止武装冲突、进攻和袭扰，保证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不遭一人一枪的损失，如有损失，国军方面负全部责任；
（二）确保双方人员行动自由、人身安全和开展工作之方便；
（三）红军停止打土豪，下山后一切经费由国民党政府负责；
（四）给红军游击队集中武装组织的方便条件；
(五）东北游击大队归湘鄂赣省军区建制；
（六）宜丰潭山为红军游击队集中训练地区，并与宜丰政训团直接联系。
由于上述协议是双方代表达成的，需要经过各自的上级领导机关认可方能生效，国民党当局到这时才不得不让省委全权代表吴咏湘等人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曾金生见面。
吴咏湘与曾金山在大塅见面后，认为“协议内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
大塅谈判结束后，国民党当局立即解散了修、铜、宜三县fǎn • dòng 游击组，撤走了龙门山附近的常驻正规军。
这时，吴咏湘、周连湘等人便开始寻找龙门山区的红军游击队。
但是，由于在谈判前夕国民党曾企图重兵会剿湘鄂赣东北分区游击队，造成了紧张局势，故一时难于找到他们的踪迹。
于是，吴咏湘就派人四处散发湘鄂赣省委关于国共合作宣言、传单，张贴布告以及给游击队的信。
同时，又到边区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经过一星期的努力，周连湘终于通过大塅地下党双坑支部书记刘海维等人，找到了己经转移隐蔽在龙门山三竹洞陈国光家里的湘鄂赣东北游击大队。
周连湘与东北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见面取得了联系。接着曾金生赶赴潭山去见吴咏湘。
1937年10月初，湘鄂赣省东北游击大队18人来到宜丰潭山集中，编成“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吴咏湘为大队长，曾金生为政委。
群众抗日救囯的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出现了很多动人事迹，如17岁的刘平邀了4个伙伴从铜鼓跑到潭山报名参军时，恰好他父亲也赶到了潭山，父子2人双双参军。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游击队迅速发展到300多人。
在此期间，省委得到东北特委和吴咏湘的报告，又派出张蕃、骆奇勋、朱庆隆等人加强东北边区的工作。
并指示：“游击大队下山后，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集中边区武装组织，扩大部队”。
刘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铜鼓、奉新等地宣传抗日，扩充部队。
在奉新上富，他们被国民党上富区公所以“破坏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扣押并送往奉新县监禁。
后经吴嘉民、姜云义前往交涉，提出强烈抗议，奉新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刘珍吾、汪克明，并公开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为红军抗日游击队在边区各地扩充抗日队伍扫除了障碍。
在较短的时间内，苏区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队从潭山出发，经铜鼓开往平江县嘉义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二营。
与此同时，李成铁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铜边区整理、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
在这一带活动的，有以傅彪为队长、约30余人枪的平修铜游击队和以朱晃富为队长、约30余人枪的平修铜保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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