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得以顺利解决，不仅与蒋介石拥有抗日之心有密切关联，客观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在当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巧踞军政大权，使得中国无他，便很难凝聚在一个旗帜下。
这种无人能替的影响力，是他获释的必然，也是西安事变能够和解的重要原因。
这一核心地位亦可以从事变发生后的各派反应得到印证。
国民党虽内部倾轧，矛盾重重，但面对是否营救蒋的问题上却从无争议，只是策略方法不同，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
主战派以何应钦为首，并得到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
主和派则以两宋、孔祥熙为首，力主以和谈的方式营救蒋，如无效再武力讨伐。
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既是张学良的挚友，又是其走向“西北大联合”的引路人。
但是，他并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并提出“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否则中国将群龙无首”。
地方实力派亦多主张释蒋，以消弭内战。
12月23日，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针对南京16日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维持国家命脉;二是如何避免人民生灵涂炭;三是如何保护领袖安全。
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对扣蒋的行为“不敢苟同”，指责其是一种越轨行为。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也批判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伪国之行动”.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应。
以苏为例，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张、杨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名为抗日，实则分裂，只能让中国更混乱，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
事变期间，英、美、法、意驻华使节也经常互相联系，商议如何施加影响，促使蒋安全获释。
面对西安事变，“拥蒋潮流”波及全国甚至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业已认识到两广和解后，在全国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唯有南京政府有力量团结各方，抵御外辱。
又只有蒋介石能粘合政府内外各派系，维持形式上的一致。这从侧面印证了蒋是拯救残局的希望所在，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依然需要蒋介石的影响和力量。
蒋介石当时“无可替代”的地位，是在他实施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中奠定的。
虽然政策制定的初衷与实施效果存在差距，但是，1936年以来各方面的发展迹象让人民重新燃起了希望。
首先是军事称雄。
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1936年9月两广平定后，更是无人再有问鼎中原的能力。
此外，蒋加紧备军、整顿军务，加强国防。其中包括实行征兵制度，统一军令、政令;拟定国防计划和边区设置，修筑国防;强化陆军，编练一支有德国顾问整训的机械化部队;扩建空军，购买飞机，开办学校训练飞行员，建机械修理厂等;修整海军。
蒋希望倚靠嫡系军阀的势力，通过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实现其“孤注一掷”的救国之望。
其次是财政扩收。
第一，1928年6月起，发起改定新约运动，其关税自主基本实现，成为财政收入的三大来源之一。第二，整顿盐税，促进盐的跨区域流动，是国民党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支柱。第三，裁撤厘金，设立统税。与民更始，有利于农村商业的开展。第四，实行币值改革。
1935年春夏，日本在华北挑衅之时，蒋介石即颇担心日本侵略势头的发展，曾急电孔祥熙做好金融币制方面的应急准备。
1935年11月4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即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采用法币、统制外汇交易为主的币制改革。
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精神一统。
1934年首倡新生活运动。蒋希望通过此运动使全国国民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
新生活运动是一次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企图重建民族国家意识的尝试。
但它脱离了人们的生活实际，没有解决人们最关心的温饱问题，片面强调培养形式上的新式国民，不能成功构建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群众基础，也不能为其统治提供有力的信仰支撑。
蒋自述抗战前期为“埋头苦干”，“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
1935年8月胡适曾说：“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
例如，蒋在1931年12月15日，因林森、胡汉民压力辞去本兼各职后，仍“迭接各军师长电以军费多未领到，膳食无法维持”的电报。
可见蒋依然是这一组织结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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