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告诉周“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
国共双方为新四军北移的时间和路线多次谈判无果。到1941年1月4日，在超过国民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4天后，新四军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向南移动，企图绕过国军防区再东进由苏南渡江。
但这明显违反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命令。
此时，国军第三战区在茂林以南也正在构筑包围圈。
6日，新四军行进到茂林，与国民党军四十师交火。
随后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与新四军不上万人的部队激战七昼夜，新四军除约2000人突围，其余大部分被俘或阵亡。
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其副官刘厚总杀害，此即闻名中外的皖南事变。
共产党在刚得到皖南事变消息时，指示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大反攻。
但苏联方面不赞成，认为中共军事力量不足，又缺少必要的准备，军事反攻“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因而我党保持了克制。
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国共两党均未敢采取进一步行动，只是互相指责。
皖南事变对国民党而言，也并未占到多少便宜。事变前中共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还有所顾虑，事变后中共再无顾虑了。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和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就此估计中国共产党将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5月26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打击沉重，应趁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暂不置评。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60万军队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
而从5月底开始，国民党报纸便开始宣传“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了所谓阶级斗争，所谓世界革命路线之根本错误。”
一些社会团体开始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与武装。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对中共招降的呼声。
张治中在和谈时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对中共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合法化；二是与国民党合并。
戴笠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
对策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五个方面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国民党中央。
6月16日máo • zhǔ • xí 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当年3月份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认为该书是让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的催化剂。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共产国际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传，汇成一股fǎn • gòng 浪潮。我党相应也组织反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击。
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
但这一情报次日便被我党地下党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传到延安。
7月4日正在备战的胡宗南收到朱德发来的一份明电，电文公开“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计划，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提出质问。
董必武还把朱德电文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国民党的闪击计划也遭到同盟国反对。
胡宗南没有料到中共采取泄密方式，冒着暴露地下组织的风险，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若此时再攻打延安，中共必然有准备，日军也有趁机渡河的可能。
在电报请示蒋介石后，7月12日，胡宗南下令撤兵。
纵观抗战时期的国共摩擦，国民党为解决中共问题，从最初合作到防共、限共，乃至局部冲突，虽时而激烈，但基本以政治解决为主。
国内国际各种掣肘均让蒋介石不敢打出“剿共”的旗帜，以至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党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
抗日促成两党合作但两党的政治分歧却丝毫未曾化解。这也就注定了即使合作期间也磨擦不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①指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