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四军建立的第一所医疗单位，范中骏等伤病员都在这里伤愈归队的。
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医疗所的卫生人员不畏艰难，经受考验，逐步适应在野地的防治救伤工作，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抢救了十几二十名伤病员。
龙其是在小曹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范中骏等一批伤员，救治中仅有一人在转运过程中牺牲，其余20多名伤病员都经抢救治疗后重返前线。
虽然磨岭卫生所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磨岭地方党政组织和当地人民为运送、转移、安置、保护伤病员，甘冒生命危险，挖蕻筑路，提供器材和各种便利，使没有多少武装保护的卫生所得以生存下来。
据当地老人说，范中骏负了很重的伤，当时日本军队到处都是，范还是经水路送至落潮村的后方卫生所医治的，佟竹林所长亲自做的手术。
1938年10月武汉战役落下帷幕，易云珍保护着柯黑姑卫生队到了岩寺。
1938年4月中旬，军部在皖南岩寺组织部队集中点验，病号渐多，即利用祠堂办了有门诊部的休养所。
当时条件虽差，但医疗制度严格，各种诊疗也全，既为新四军又为民众看病，还为过路的国民党军队诊疗，影响很好。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参观后，对叶挺军长说:“我真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医生和护士。”
柯黑姑的卫生队加入到军部卫生系统，很快溶入到正规的管理之中了。
因为柯黑姑是游击队长出身，长期担任卫生组织的保卫工作，所以组织上安排柯黑姑为军部医院保卫科科长。
佟竹林医术高明，被任命为外科主任。
后来新四军军部迁至皖南云岭了。虽然军部医院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有国内第一流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护士，工作正规，管理严格，环境整洁，并用竹筒做花瓶插野花，挂在病房美化环境。
柯黑姑和佟竹林以及他们的卫生队很快适应了医院的环境，都有出色的表现，受到了院方的好评。
军部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忘我的热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优良的服务和医疗质量，获得伤病员的好评。
当时在国际性的刊物上，如《密勒氏报》和《中国人民之友》等，曾刊载过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撰写的关于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文章。
史沫特莱说，新四军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真正为伤病员服务的，“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
皖南三年中，仅军部医院收治住院病人就有6000余名，治愈率达82.9%。
不仅军医院，其他部队都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医疗机构。这其中就有野田医院。
1939年10月，时任华东局副书记曾山，就来江都发展党组织。
一天，他和警卫员化装成药商来到野田，当时的野田有三家药房，曾山与野田的党组织成员张拓、韩长明、蔡兆增等人接头后，有人向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驻郭村团部告密，敌人便来搜捕。
曾山和警卫员被住持释莲儿藏在菩萨后面，敌人要进庙搜人。释莲儿拦在庙门前说：“这是佛门净地，请勿胡来。“敌人问他：“听说有一个叫曾山的在你这里。“住持说：“我有两个徒儿，一个叫僧立山，一个叫僧立云，没有叫曾山的。“随即喊来立山、立云。
敌人问：“你说话算数吗？“住持说：“算数！“敌人又问：“你用什么担保？“住持说：“我用性命担保！“后来，敌人把释莲儿拉到庙南头圆汪的西北角，用枪打死了，但也没有敢进庙内搜查。
立山和立云悲痛欲绝，立云甚至哭瞎了双眼。从此，野田的古关帝庙和新四军建立了血肉情谊。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1000余人从吴家桥移驻郭村休整，待机东进。
中共苏北特委机关和江都民众抗日自卫委员会都驻在郭村徐家巷，挺进纵队司令部设在郭村老街大复仁油坊内，唯有后方医院设在野田。
1940年6月28日，郭村保卫战打响了。后方医院设在关帝庙，共有伤病员一百多人，就连菩萨旁都躺着伤病员，医院东面的河沟里，布置了一个班的新四军战士警戒。
院长汪作舟是外科医生，野田人，曾随红一方面军参加过长征，他号召野田人把自家的大门卸下送来，做病床和担架。
野田民兵在大队长田寿平、副大队长杨秀喜、指导员周传宏组织下，组成担架队，民兵田文广、田文华、周茂艮、周传福，与共产党员韩长明、谭圣高、蔡兆增、陈公羽等二十多人参加抢救伤病员。
负责为野田后方医院和郭村之间传送情报的徐厚英，是野田庄人。她16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入党介绍人是郑少仪和姬鹏飞夫人许寒冰。
当年，年仅20岁的徐厚英，机智地把情报藏在辫子里，方躲过敌人的搜捕。
那时，她和战友们顾不上吃饭，忙着抢救伤员、送情报，每天随部队昼夜行军200里，开会都是用晚上时间，地点就在坟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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