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
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ru 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在作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幸得及时抢救，终于无恙，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
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即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而维持香港大局。
来者用意明确，就是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
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表示嗤之以鼻，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胡正太本来就是来港避难，现在不仅自已有难，好友陈济棠亦有难。他要和陈赶紧逃出香港。
陈济棠因目标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
但是，胡正太告诉他，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这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胡正太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胡正太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他要胡与他一起走，胡答应了。
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胡正太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七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
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胡正太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hēi • shè • huì 中人物，挥手让其过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
轮到胡正太，见他一副商人打扮，问也没问。
如此顺利过关，陈、胡、林三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胡正太、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
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深感能走脱真是大幸！
陈济棠所乘小船，在海上遇到日轮搜查和躲过盗匪追查之后，于下午两点抵达港属大屿岛西岸的大澳。
在那里，有一连日军驻守，使陈济棠未能真正摆脱虎口，但大澳毕竟不同于日军重兵把守的港岛，气氛已经缓和了许多。
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在大澳，陈济棠住入邓瑞人的香港盐公司办事处，对外身份为新聘“厨役”。
由于海面不靖，陈济棠必须按照盐公司的运盐时间和路线安排行止，在那里静候一个星期，然后再以三船同行，以求安全。
由大澳至中山的一切安排，由林绍荣负责，凡有涉嫌违禁物品船上一概不运，所有可能不利于陈济棠安全转移的人员一概不准上船，要求十分仔细和严格。
但恰好有盐公司办事处的人员求情说，顺德籍香港某教授夫妇及其刚刚出生12天的婴儿要求前往内地，陈济棠见此情状，出于恻隐之心，让他们随船而行，胡正太、林绍荣无奈，勉强同意。
17日下午3时，按计划三条船同时张帆起航，开往中山方向。
在海上，日军上船检查，检查后，将其余两条船放行，扣住陈济棠所搭乘的小船，因为船上有女眷，日军一定要将此“姑娘”淫宿至次日，才准放行。
此事令陈济棠忐忑不安，又招林绍荣频频责难，不知如何是好。
后胡正太与日军反复说明此乃刚刚产子妇女，留之无益。
好不容易才打消日军邪念，准予开船，但已推迟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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