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０日上午，中国第３２军、第２军及第７５军第１３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
日军以飞机２０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
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
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１０月１１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１１军攻占长沙仅２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
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事实上看，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
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
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原因主要如下:１．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２．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第１１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
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１１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８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
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１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
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４军、第５８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
后虽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但日军已开始总攻。
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１３师团平渊支队和dú • lì 混成第１８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１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１３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
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３．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８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
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
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
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反击战，蒋介石为何却称陈诚为居功第一？
首先要从宜昌的位置着眼，宜昌位于民国陪都重庆东侧，枣宜会战时日军击败国军第五战区部队而攻占宜昌，蒋介石为防止日军突袭重庆，下令由陈诚在宜昌西侧组建国军第六战区。
由于枣宜会战时驻守宜昌的正是陈诚及其麾下的第十八军，收复宜昌对于陈诚而言已经近乎是一种执念。
然而日军同样了解宜昌的战略意义，准备将宜昌打造成进攻重庆的跳板，直接将日本第十三师团留驻于宜昌，陈诚根本无法独自收复宜昌。
1941年9月，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蒋介石通过民国统帅部下令，要求各战区对日军发起主动进攻，以此来分担长沙前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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