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我们猜测，也许是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
实际上，这时的张国焘又与中央意见相佐。他的行为致使西路军第一个东返机会丧失。
原来，延安虽三令五申电示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还是不听，不顾延安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张这次擅令，完全改变了战场态势，结果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至11月初，南敌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其后果不仅是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而且使渡河的西路军成孤军深入，处境危险。
这种危险局面一出现，张国焘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开始的电报是让西路军准备东返。
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
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集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军长带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
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猛扑。
守卫在一条山的bā • jiǔ 师两个团、八八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抗击着，和敌人进行争夺战。
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政保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一千五百名骑兵。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首先将一个排布置在围子四周，然后将全体干部、宣传员、警卫员……组织起来，共有几十支短枪，在李主任亲自率领下担任机动。
敌人从东南角冲了上来，李主任立即带着他们赶到东南角守住枪眼，一枪不发等敌人冲到眼前。
李主任一声喊：“打！”几十支短枪便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扔下几十条死尸，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
东南角刚打退，敌人又从西北角攻上来，那几十支短枪就连忙赶到西北角上……就是这样像抢险堵口似的打了一天。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像铁桶似地围在外面，在暮色沉沉的远处，一队队的敌骑在穿梭似地奔跑，看来敌人正在重新部署，似乎要在天黑以前来一次总攻。
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南面忽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一支红军队伍杀了过来，援军上来了，敌人四处奔逃。
李天焕亲率全体同志打了出去，伙夫拿着扁担，宣传员拿着石头，到处捕捉俘虏。
军政治部和援军会师了，指挥援军杀来的正是师长熊厚发。
这个年轻的指挥员经过连日血战，一身灰军装上已沾满了烟硝和尘土，满脸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像过去一样精神。
他一见到李天焕，就摇起他的手来说：“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坏了。”
李天焕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军长和政委都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在困扰着他们：
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延安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
“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
部队暂时还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
正当军领导对这些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上级又来了命令：全军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
于是红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和总直属队跟进，全军向甘北进发了。
我们当时直在心里嘀咕：这向甘北前进，西路军与河东的部队已背道而驰，没有退路了。
如果说11月3日的电报前，延安及红四方面军都意识到了两支部队被分割的危险，所以曾有让河西部队东撤的打算，那么如果实施，两支部队合力夹击胡部，打开隔断应该不会有大的意外。
但当时我们都盲目乐观，虽然认识到继续西进有被分割的危险，但还是低估了西进的困难，主要是对马家军的战力估计不足。
我们后来在延安讨论这些事时，注意到了，延安的电报是谨慎的，在同意西进的同时，提示陈徐要留部队扼守一条山、五佛寺。
电报的用意很明显，如果西进不成，可原路返回。
可两天后（11月5日）张国焘的电报却是冒进的，他指令河西部队，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dú • lì 开创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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