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进明这才发现，汪子东虽然不算是铁杆汉奸，却也没这么容易就范，想让他乖乖和新四军合作，看来还是要再加把劲儿。
第二天一早，一艘大轮船拖着载满大米的10只木船，在前往芜湖的江面上被炸了，押运大米的伪军全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附近下乡买粮抢粮的伪军，也中了新四军的埋伏，所有大米都被新四军截获。
这不算完，汤沟镇连续两天晚上枪声四起；汪公馆门口的石狮子也被炸得缺头少腿；汪公馆的电话线也被切断，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新四军还用武力封锁了江面和路口，连续三天不让一粒粮食进入汪公馆，更不让一粒粮食流出汤沟镇。
这下汪子东算是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第四天他终于坐不住了，不得不派副官与警卫团副团长前往七师，认罪求和。
这次汪子东不敢再耍任何花样，同新四军达成了协议，替新四军采办三类物资。
第一类是军火：20吨炸药、5万支雷管、50挺机枪、40门迫击炮、20部无线电发报机。
第二类为金属材料：5吨钢材、3吨铜、5部车床。
第三类为工业日用品：20吨盐、100箱火柴、30箱干电池、50箱西药。
新四军则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粮食占70%，山货占30%。就这样，汪子东成为了新四军的“地下供给部长”。
另外叶进明还打着汪子东的牌子，在芜湖开设了“利德杂粮部”，由汪子东担任名誉经理，七师的地下党员汪仑任副经理。
巧的是杂粮部成立后，上海的日军第13军得到这个消息，也想在芜湖筹粮运回日本，还派了一个中佐来任副经理。
就这样杂粮部三个正副经理，一个代表汪伪，一个代表新四军，一个代表日军，好在平时汪子东和日军中佐都不来，实际负责的是新四军的汪仑。
这个店被汪仑经营得红红火火，每天的盈利相当于10根金条，汪仑擅长做账，每月都能抽出25根金条派人送回师部。
而汤沟镇在新四军的经营下，生意也越做越大，到1945年2月，新开的米行增加到10家、盐铺20多家、木柴店15家、煤炭店18家等等。
这些店铺老板全是七师派来的干部，整个汤沟镇的商铺几乎全是新四军的。
更加神奇的是，叶进明为了将各种军需物资运回新四军军部，还利用汪子东的关系，在南京、芜湖、镇江、扬州等地建立军需物资转运站。
这些转运站表面上挂着汪子东的牌子，自由进出日本的金融机关，购买各种军用物资，然后光明正大地将这些东西运回新四军军部。
汪子东之所以这么配合，其实也有他的原因：
第一，通过首次教训，他知道新四军的厉害，不配合新四军的工作就是自讨苦吃。
第二，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发现新四军办事公平合理，自己也不吃亏，而且风险也不大，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三，他心里也明白，日军已是日薄西山，抗战胜利已成定局，他也在为自己找条后路。
叶进明到达七师后，迅速解决了新四军的经费问题，其功劳得到了首长的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叶进明还是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等。
而汪子东则在抗战胜利后，举家搬迁去了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叶进明还一直有书信来往。
改革开放之后，汪子东回国来到上海，时隔几十年后与叶进明重新相聚，叶进明对他抗战时的表现表示感谢。
汪子东却说：“我要感谢新四军，是新四军让我过上了一段有意义的日子，与新四军合作的那段日子是最值得我晚年回忆的好时光。”
除了叶进明，还有一个蔡辉。
蔡辉（1913－1952），又名蔡志伦、蔡悲鸿，农民家庭出身，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新港乡人。
蔡辉年幼时，在家乡和川沙读小学，1927年进入黄渡师范学校。因闹学潮被开除，后转入上海吴淞中学。
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蔡辉考取新陆师范学校插班生，继续读书，并从事学生运动。
1932年，蔡辉于新陆师范毕业后，担任川沙县民众文化教育馆馆长，因搞革命活动，不久被免职，遂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于193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4年蔡辉回本县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但不久被迫解散。
1936年，蔡辉在上海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而被法租界逮捕，判刑1年，抗日战争前夕出狱。
1937年冬，蔡辉在浦东从事抗日活动，成立“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并任团长。
1938年，蔡辉又在奉贤县筹建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自任团长。因处境困难，自卫团只存在两三个月便自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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