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艰苦的军需物资采购工作中，由于区党委和行署的高度重视，有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出色的工作与领导，我们的采购人员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第7师的根据地皖江地区包含了芜湖、安庆、池州等地，从明末以来便是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地缘政治上而言皖江地区的位置非常优越。
当然第7师成立最初，新四军军部对他们的定位是“战略机动部队”，是“插在华中日军心脏地带的刺刀”，并且专门任命擅于打硬仗的张鼎臣为第7师师长。
不过由于新四军军部后来的人事变化，张鼎臣被留在军部协助指挥整个新四军的作战，并未到第7师上任。
而军部后来考虑第7师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对第7师的定位有所调整，从准备打硬仗的“刺刀”转变为新四军的“经济印钞机”和军事情报中心之一。
在抗战初期（1937年-1940年12月），国民党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总额不足220万元（法币），皖南事变之后更是直接不给了。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第7师到底有多富呢？
咱们先从新四军第7师的后勤和装备上来看。当时的第7师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足的部队。
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中，第7师的伙食标准是最高的。第7师当时士兵每月10元的标准，主食是大米，另外还发零用钱、牙膏1支、香烟3条。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非蒋介石嫡系部队里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待遇了。
经军部特批，第7师的军装是整个新四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缝制，军容军貌上也最为齐整统一。
而武器装备上为清一色的全日式装备。这不仅在新四军中，更是在八路军里都是最好的装备。
光是自己富那是远远不够的。第7师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他们对新四军乃至全党全军的财政贡献都是最大的。
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到，从1942年底开始算起到1945年春这段时间里，第7师给新四军军部以及由军部再转交给第5师的款项约合5300万法币。
这笔钱按照当时的价格折算约合26万两左右的黄金。如果按照当时蒋介石军队的标准，这笔钱可以养20个甲种师一年。
这个数字再对比一下此前蒋介石给的军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到了1944年，7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不少于1.5亿元。要知道当时规定，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归地方政府，三分之一给军部，自己留下三分之一。那么第7师实际年收入很可能在4.5亿元左右。
1947年春新四军撤编后，负责清账移交的孙冶方等人回忆，当时第7师的总资产应该在1亿元以上，按照当时的价格折合黄金约50万两。
而且从1942年开始，蒋介石不再拨款给新四军，新四军军部的军费实际上大部分是由第7师承担。
第7师在抗战时期还修建了黄丝滩江堤工程。黄丝滩江堤工程从1944年2月动工，只经过三个月新堤便建成了——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4.4万方，最终修成长达15华里、高1丈9尺、顶宽2丈4尺、底宽12丈的新江防大堤。
黄丝滩工程保护了2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300多万良田免遭水灾。《解放日报》称“黄丝滩工程，不仅在皖中是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第7师很富有，那么问题来了，第7师为什么这么富？
第7师之所以这么富，首先要归功于饶漱石。是饶漱石决定调整第7师的定位。
他到了新四军之后，认为之前对7师的定位是不合理的。第7师的根据地靠近日军心脏地区，第7师人少兵弱，如果太活跃很快就可能面临日军的重兵围剿。
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了把第7师所在的皖江根据地建设成“小上海”。中央对此很感兴趣，批复饶漱石大胆尝试。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饶漱石就开始果断尝试。他派了叶进明和蔡辉去第7师，这两个人都是新四军里搞经济的好手。
起初第7师的做法无非也是打汉奸，从汉奸手里夺取钱财，但收效一般。
蔡辉叶进明到任之后发现，当时日伪控制的大城市经济不好，敌占区货币贬值。如果大城市的商人都通过根据地做生意，只要收取合理的税赋，经费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于是第7师以盐粮和军需品为突破口，连接江浙、重庆等地，第7师对过往的货物只征收一次税。
此外新四军还对日伪地区实行全面的粮食封锁，汉奸要完成日军筹粮任务只能从第7师设立的贸易总局采购，实现了对敌占区粮食贸易的垄断。
而第7师的税率不高，军需和农业生产资料免税，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的税率低至5%，化妆品10%，奢侈品20%。这些对商人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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