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逃离日寇“虎口”，突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极大地震撼了日寇。
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到达东江敌后，曾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赠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深情地说：“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香港沦陷后，囚禁在集中营中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国侨民，成为港九大队营救的另一主要目标。
1942年1月9日20时，在离集中营不远处的海边防波堤外，火柴点燃的亮光被连续遮断三次，英军赖特上校、海军上尉摩利和中尉戴维斯等人悄悄越过日军的警戒线，爬上了火柴亮光处的小舢板，开始艰难的逃亡。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追捕，闻讯赶来的港九大队经过与时间激烈地赛跑，终于将其营救，护送回大后方。
后经赖特建议，英军成立了专门营救战俘的英军服务团，由此开始了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而成，该队于1943年12月改编为东江纵队）营救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短暂合作。
至同年4月，港九大队还营救出香港警司汤姆逊先生和波利斯屈特夫人，陆军军官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和祁德尊中尉，英军士兵格尔拉夏，等等。
对这段经历，比尔斯中尉回忆道：游击队“从上至下的普遍热情，他们的极大愿意帮助我们，和他们对我同敝人的明确的认识，使我们坚信中美英荷（A.B.C.D）阵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敌人一块严重的绊脚石”。
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调派熟悉英语、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并在香港和九龙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
尽管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英方同年8月断绝了与我的联系，但港九大队本着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营救活动。
他们或通过牧师、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营；或乔装成小商贩，趁战俘集中营外出劳动之机，帮其藏匿再伺机转移；或将写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驻扎在海边的集中营，秘密取得联系后帮助战俘逃离。
这些获救人员多次致信感谢港九大队，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对游击队的壮举也深表敬意，曾向游击队首长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港九大队努力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战后，英国政府对我们营救英军的这一珍贵援助“表示钦佩”，给予高度赞扬，并授予黄作梅一枚奖励勋章。
同时，港九大队还营救了多名美军飞行员。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时，座舱被击中起火，被迫跳伞逃生，降落在九龙山区，当即遭到日寇追捕。
危急时刻，送信路过此地的14岁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恰巧发现了克尔。
在游击队员和当地村民的一起努力下，克尔多次转移隐藏，躲过了日寇持续半个月的搜捕，而后由短枪队送到港九大队队部，再送至东江纵队司令部治疗，伤愈后又被护送到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
当时游击队物质条件困难，但小战士陈勋仍拿领发的5角钱生活费，买了糖果送给克尔，令克尔非常感动。
他曾对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记者说：“似陈勋天真、活泼、能干、懂事的孩子，真是世界少有”，他要把这些糖带回桂林给第十四航空队的战友看。
事后，克尔给陈勋50元钱作为答谢，陈勋始终没有接受。克尔后来在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国抗战已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仰，而我们美国人亦以能与您们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豪。”
抗击日寇、营救盟军和爱国志士的同时，港九大队悄然编织起自己的情报网络，与盟军合作广泛侦集日寇各类情报。
如：香港日寇的海防详图，日寇在港机关、油仓、机场、船坞等详细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香港政府组织详情、文件报告和军事图册摘录，日寇在香港的防卫力量，广九沿线及大亚湾海岸区、虎门、新界的日寇工事图解，等等。
美军盛赞其情报工作“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是“美军在东南亚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位于香港的启德机场，是日寇在东南亚的重要据点，也是盟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之一。
对此，港九大队积极配合了盟军的行动。黄冠芳领导的短枪队率先甄选好拍摄机场的最佳地点，由黄作梅带领美军侦察队从赤径村出发，沿高塘抵达深涌秘密交通站，当夜乘船至沙田海口的大水坑，翻山到达梅子林村，与黄冠芳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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