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二团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没有办法开饭，谭友林就把部队拉到村口，让大家唱歌。
一唱歌，许多人都来围观，其中也有几个地主豪绅向我们恭维，欢迎部队进驻他们村。
谭友林一边接待他们，一边故意高声问后勤的同志：“炊事班怎么还没有赶上来?今天又要误饭了。”
那些地主豪绅一听，马上迎上来说，他们负责给部队管饭。
靠这个办法，新四军偶尔能吃上一两顿白面馒头。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彭雪枫又派人到“国统区”想法募捐，结果收效甚微。
鹿邑县的县长魏凤楼是个不得志的国民党军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痛恨，接近下层，同情抗日。
张爱萍做他的统战工作，他给了新四军军需上的一些援助，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部队缺粮少衣的燃眉之急还无法解决，二团决定卖掉十几匹战马，彭雪枫把他心爱的坐骑也卖掉了。
彭雪枫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新同志一补进部队，他就给他们讲“书案店卖马”的故事，从“穷兵卖马”讲到隋唐时期的秦琼卖马，讲得他们乐哈哈的。
后来，“书案店卖马”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当时，部队经常吃红薯和高梁饼，大家把煮红薯叫“香肠”，把高梁饼叫“抗日饼”。
彭雪枫还风趣地说：“高梁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时刻注意做群众工作，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当地群众非常感动，为游击支队送了一面旗子，上书“天下闻名第一军”七个大字。
一九三九年十月，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来新四军游击支队传达中央在敌后普遍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接见了团以上干部。
会上，他着重讲了为什么要建立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胡服同志的讲话，拨亮了他们心中的灯，大家都高兴地说：“有了抗日民主政权，抗日就更有力量了！”
胡服同志临走前，谭友林送给他一件皮坎肩作为纪念。胡服告诉谭友林说：“你送给我皮坎肩，正好!延安地方冷啊，我又送你什么作留念呢?”
他翻着带来的行李，找出一件皮夹克，披在谭友林的身上，说谭年轻，穿上这个更精干、很合适，就送给谭作为留念。
胡服同志走后，游击支队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没多久，豫皖苏边区抗日政权连成了一片，部队的经费也有了来源，迅速扭转了过去被动的局面。
这时，新四军游击支队已发展到了七千多人。一天，新四军军长叶挺从江南来到江北指挥部。彭雪枫派谭友林去江北指挥部主动找叶军长汇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并争取要一个新四军的正式番号。
谭友林带了一个警卫班从蒙城出发，不到两天半就来到了江北指挥部的驻地——庐江东场池，见到了叶军长。
谭友林汇报完后，叶军长讲了四点意见。叶军长的四点指示通观全局，分析透彻，对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工作既有肯定，又有希望，既交代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又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十一月间，彭雪峰的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
此时，西华党所领导的自卫军第七路，由于fǎn • gòng 军推进西华，无法立足，在王学武率领下，东进豫皖苏边根据地，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总队。
以后，六支队又将萧县地区游击队和宿县dú • lì 团编为第三总队。至此，我新四军第六支队已发展到拥有一万七千余人的游击兵团，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部队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一团团长张太生，政委李耀；二团团长滕海清；三团团长周时源，政委方中铎。一总队队长鲁雨亭；二总队队长王学武；三总队谭友林先任队长兼政委，后专任政委，队长是耿蕴斋；四总队队长张爱萍。
部队有追击炮十门，长短枪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多支，轻机枪一百二十九挺，重机枪十三挺，掷弹筒三具。
彭雪枫带领第六支队活动在东抵津浦铁路，西依黄泛区，北枕陇海铁路，南跨涡河至淮上一带广阔的地域内。
后来，六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曾改番号为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辖四、五、六旅，刘震任四旅旅长，滕海清任五旅旅长，谭友林任六旅旅长。
一九四一年初，第四纵队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在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的直接领导下，浴血奋战在豫皖苏边区。
这一年，谭友林奉命离开了四师去了延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①彭雪枫（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毕业于育德中学。
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被máo • zé • dōng 、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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