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汤恩伯，本来抗战初期打得还可以，然而后面几年从军人沦为了政客。
汤恩伯每天研究的不是怎样抗日，而是怎么攀龙附凤和扩充军队，手下的兵力从一个集团军扩充到四个，战斗力却反而下降了。
尤其是纵兵殃民，使“水、旱、蝗、汤”成为了河南四大灾害。
所以当日军大举杀来时，汤恩伯的四个集团军迅速崩溃，他和蒋鼎文也被双双撤职。
万般无奈，蒋介石只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率兵东进阻遏日军兵叩潼关。
其实第九战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薛岳兼着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败钱也没少捞，甚至还有了脱离重庆拥兵自重的念头，这都不是空穴来风。
第三，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关系上面，集中爆发在桂柳会战期间。
当时两广地区归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广西境内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和桂军，又只听白崇禧的命令，无论是张发奎还是老蒋都指挥不动。
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系也在拼命保存实力，尽管方先觉死守衡阳给广西争取了47天的备战时间，然而当日军攻进全州以后，桂柳会战仍然打得乱七八糟。
国军还有另外一个顽疾，那就是“各扫门前雪”，各战区从来不会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
因此豫湘桂战役开打后，第一、第四、第九战区仓促应战，本来就只有招架之功。
而且由于日军抽调兵力用于主要战场，其他防区的兵力已被稀释到最低程度。
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均没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动进行牵制性作战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能从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调回一个日本兵。
1944年的国民政府军，尽管坐拥600万以上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腐朽，这是由蒋介石的独裁和任人唯亲所决定的。
第四，重庆军委会也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会战中，统帅部是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以便在战役进行中随时加强到危险地段。
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老蒋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滇西反攻的命令，这样，大部分换装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锐，都去滇西和缅北作战了。
其中包括卫立煌的20多万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昆明警备部队、以及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
这就使重庆方面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拿不出来有力预备队，比如为了阻止日军在贵州的推进，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甚至第八战区抽兵救援。
同时，蒋介石还不愿意抽调胡宗南的主力南来，胡部当时已经得到了相当美械，并且河防压力大大减轻。
但是老蒋不肯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那怕西南非常危急。这一点甚至连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
而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就只能以原有的兵力维持作战（大约是120万人，三大战区各有约40万的兵力），那么损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终使战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爆发至1945年1月为止，八个多月时间里国军损兵5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
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中小城市，七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用“一溃千里”来形容并不过分。
并且如此的惨败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和愤怒不已，也难怪老蒋后来三年就败亡大陆。
因为日本人的这次攻势又被称为“回光返照式的一次行动”，被快死的人给揍趴下了，怎么能说不丢人呢？
除了上述诸点，史学研究者还进一步作了分析。这些分析虽然有些大同小异，但也不乏精到之处。
1944年初，日军因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使得海上交通线被美军切断，不但滞留在南洋的数十万日军与本土失去了联系，甚至连本土都受到了美军的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改变了战争策略，将主攻方向从太平洋战场移至中国战场。
日军先后从黄河南岸至信阳，湖南岳阳至越南谅山，衡阳至广州集结了51万部队及250架飞机，对我军发起全面进攻。
日军的意图是打通中国境内由北到南的交通线，建立一条联系南洋的陆上通道。
该战役由于交战地点大多位于河南、湖南和广西三省，因此也被称为豫湘桂战役(日军称一号作战）。
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抗战的第十三个年头（包括东北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也已经历时五年。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洗礼，国军的官兵大多早已不是抗战初期时连飞机、坦克都没见过的生瓜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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