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这几封信，为后来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开了先河。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白区工作，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
这个报告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评价。
有些同志不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
máo • zé • dōng 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肯定“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称赞“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máo • zé • dōng 肯定刘少奇意见的讲话，冲破了统治白区工作十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锢，把长期盛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革命”面具撕碎，引起党内对“左”倾错误的警觉和反思。
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围绕刘少奇的报告发生这场争论并不奇怪。因为报告提出的问题这时大部分人还认识不到，在有些人看来过于尖锐和超前，况且刘少奇报告中也确实存在对白区艰苦条件下坚持工作的同志肯定不够的缺点。
但就总体来说，刘少奇指出过去白区工作“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这一提法并不过分。
延安整风中严肃地批判和清算了30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路线，这就等于为白区工作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结论。
回顾中共白区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不仅业绩突出，并且能坚决抵制“左”倾路线;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党内的第一人。
早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对“刘少奇代表了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形成共识。
经过延安整风中深入讨论党的历史，这一点更为全党所确认，写进了党的决议。
máo • zé • dōng 也明确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由此可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论断，是正确的、恰当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断有着确定的含义。它所说的“白区工作”，是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秘密斗争;所说的“正确路线”，是相对于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而言。现在有一种广义的“白区”的说法，时间跨度延伸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域范围扩大到北洋军阀统治地区、所有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占的地区。这种划分方法可以研究。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白区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
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以máo • zé • dōng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便是这样一个领袖集团。刘少奇是其中的一位主要成员。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是máo • zé • dōng 的第一助手。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于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máo • zé • dōng 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组织上只是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这以后又发生张国焘、王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央领导成员变动频繁，很不稳定。
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分清了路线是非，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一致，为中共在组织上形成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决定由máo • zé • dōng 、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并成立由máo • zé • dōng 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党的日常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máo • zé • dōng 第一次担任党的主席(即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事实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
1944年5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一开始首先通过一个决议，成立由máo • zé • dōng 、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中共七大，五人主席团成员máo • zé • dōng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又作为中共七大主席团的常务委员，继续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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