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汪精卫亲日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很大动摇性。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它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fǎn • gòng ，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fǎn • gòng 的fǎn • dòng 政策。
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fǎn • gòng 为主、政治fǎn • gòng 为辅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fǎn • dòng 派掀起了第一次fǎn • gòng 高潮。
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fǎn • gòng 高潮期间，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即决死纵队和牺盟会组织发动进攻，制造了“晋西事变”，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fǎn • gòng 高潮”期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几乎动用了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
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被迫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
它打击了山西fǎn • gòng 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且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
细述起来，在太原沦陷之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在汪精卫投敌之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
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
在会议中，薄一波①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dú • lì ，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
阎锡山听后默然。
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所揭穿和反对。
但是，阎锡山的投降活动始终未停止过。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
阎锡山则是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
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
阎锡山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和自卫军等组织。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
他之所以反对实行民主和发动群众，都是为了其投降妥协着想。
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
在“七七事变”期间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和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
正义公理和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
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坚持抗战，而暗中早已通敌fǎn • gòng 。并且已经和敌人召开过刘村会议和安平会议等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②太原道上。
决死队的负责人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谁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
因此，阎锡山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的境地。
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
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位于隰县和孝义县一带的新军攻击。
同年12月3日，王靖国的晋绥军第19军和陈长捷的晋绥军第61军将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第196旅旅部包围。
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锡山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了山西省隰县等6个县的民主政府和牺盟会干部以及八路军第115师伤病员1000余人。
同时，阎锡山命令晋绥军赵承绶部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115师第358旅。
在晋东南，晋绥军孙楚部暗中勾结日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了1000余人。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和长治县等抗日政权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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