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一生遭遇了很多的危险，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哪一次不是危险重重？可是，1937年周恩来在延安遭遇刺杀，是最意想不到的，也是最惊险的。
周恩来事后曾说：“我一生遇到过很多次危险，但是最危险的就是那一次。”
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周恩来如此记忆深刻？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又为何会在这里发生刺杀案件？何人如此大胆？幕后主使是谁？
一连串的疑问环绕在我们脑海中，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刺杀周恩来？背后到底又有什么阴谋？
我们接着往下看，大家才会慢慢明白崂山那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过程。
1935年，红军经历了千辛万苦，一路从赣南苏区来到了陕北。
长征胜利结束。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此举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热烈反响，但蒋介石执迷不悟，一心“剿共”，完全听不进劝谏之言。
无奈之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
为了合作抗日，共驱外虏。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到西安斡（wò）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进程。
“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又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和国民党谈判，这一任务又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
此时谈判的气氛是很微妙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即被扣押。很难说，周恩来此行会不会也遭到这样的境况。所以，前途叵测，充满艰险。
这次和周恩来一同出行的有派往香港工作的张云逸，还有去西安联络处工作的孔石泉，还有几位新闻记者，一共20多人。
他们打算从延安出发，经劳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到达西安，筹划建立西安办事处事宜，周恩来再转赴南京。
对于周恩来等人的出行，边区保卫处也作了充分准备，对一路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经决定合作抗日，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搞什么大动作。
而且这一路上多是西北军、东北军的驻地，自然是没什么妨碍的。至于土匪之类的，此时正在被清剿之中，他们倘且自身难保，又怎么敢出来作难呐？
可是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保卫处也不敢掉以轻心，派了特务队一个加强排前往护送，还特地租用了三辆卡车。
因为坐在车里不仅可以掩护身份，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相互之间还能策应。
这次行动绝对保密，连参与行动的人员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去干什么，边保处对参与行动的人员和车辆都进行了监控。
行前作了周密安排，计划第一辆车乘坐32人组成的警卫排，每人配备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
周恩来坐第二辆大车的驾驶室，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等人则坐在车厢内。
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里。
计划本来是定于4月24日启程，但是中央对于国共谈判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谈好，于是就留下了周恩来进行商讨。所以先让其他两辆车出发，留下一辆卡车还有一些保卫人员第二天再出发。
周恩来还特地告诉他的副官陈友才，让先行出发的人员注意安全。
在第二天出发前，陈友才担心路上发生意外，让周恩来穿上军装，他自己头戴礼帽，身穿呢子制服，脚穿长筒马靴，装扮成周恩来的模样。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一换装，才让周恩来避免了一次劫难。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陈友才以及记者、警卫战士一行25人出发了。
那天吃完早饭，máo • zhǔ • xí 在窑洞坡地上，目送着周恩来离开延安。
临走的时候，máo • zhǔ • xí 和周恩来都不会想到，前面有一场血雨腥风在等着他们。
周恩来一行在上午9时左右离开延安，卡车在山路上颠簸得厉害。在出发前，陈友才就向警卫人员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布置了警戒任务和注意事项。
现在，周恩来、陈友才都坐在驾驶室里，周恩来坐在最右侧。陈友才眼睛一直盯着外面，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坐在后面的是特务队的同志们，一排副排长陈国桥和战友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对这一次西安之行很是兴奋。
他们大都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是从雪山、草地里走出来的。以前的行军他们都是靠着双脚，像今天这样坐着卡车，倒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站在后面的车厢里，看着离延安越来越远。他也是第一次坐汽车，心里也是很激动，可是他表现出了一名警卫员该有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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