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实，也在这次fǎn • gòng 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fǎn • gòng 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fǎn • gòng 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fǎn • gòng 高潮特别是第二次fǎn • gòng 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
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fǎn • gé • mìng 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
这次fǎn • gòng 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④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fǎn • dòng 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
这次fǎn • gòng 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
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
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
上次fǎn • gòng 高潮中fǎn • gòng 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fǎn • gòng 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
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
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⑤，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
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
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
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fǎn • gòng 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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