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版的第一次会议上，máo • zhǔ • xí 明确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在延安整风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再次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并强调群众路线就是要在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
可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贯穿于延安整风全过程。可以说，没有紧密联系群众，不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没有延安整风的完全胜利。
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明确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是群众观点的确立。
1943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提道：“关于群众观点的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专为群众谋利益的，除开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同时共产党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
刘少奇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既包括群众观点，又包括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总结这些工作方法，1943年6月，máo • zhǔ • xí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领导方法。
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正是在这篇文献中，máo • zé • dōng 同志提出了一个今天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观点，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个观点的提出和阐发，表明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感受者，群众对于检验真理正确与否最有发言权。
máo • zhǔ • xí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判断领导意见的正确与否，必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
后来，máo • zhǔ • xí 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原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系统建构与充分实践。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造就了鱼水之情般的党群干群关系。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时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xí • zhòng • xūn 作了一份组织鉴定。
鉴定写道：“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xí • zhòng • xūn 关心群众，群众也深深地热爱着xí • zhòng • xūn 。
还是那份鉴定上写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xí • zhòng • xūn 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正是当时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曾经到访过延安的斯诺回忆说，他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
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
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1942年12月，一位分区司令员向máo • zhǔ • xí 汇报工作时，提到自己被边区的一个老乡提了意见，受批评了。
máo • zhǔ • xí 高兴地说道，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你一个分区司令提意见，敢批评“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
正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工具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的工作作风”。
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是延安整风运动首次提出的。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批评”一词。“自我批评”则首次出现在1928年10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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