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决定成立由máo • zé • dōng 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并首次提出七大的五项议事日程。
决议号召“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进行具体准备”。
同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批准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
此后，七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两次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要求各地于本年9月1日完成代表选举工作。各地根据通知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
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
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先期到达延安的代表，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29日，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撰写完成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再次介绍了党的七大可能在1940年的三四月间召开。
当时师哲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同时为周恩来作翻译。
师哲回忆说，关于七大的信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十分重视”。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极好机会，所以，“决定派代表参加中共七大”。
“但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看，派个外国人来有所不便，会给敌人和抱有敌意的人造成反苏fǎn • gòng 的口实。”
于是，共产国际决定派师哲这个中国人参加七大，会后返回共产国际做汇报。
1940年初，师哲与周恩来等人从莫斯科一起回到延安。
后来，七大延迟召开，师哲的使命也随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自行消失。
但是，到1941年前后，党内现状使máo • zé • dōng 下决心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以来，通过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
但是，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
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在思想上是比较混乱的，曾经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
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
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党的七大。
在高中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两个不同的层次，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在整风过程中，中央又多次商议召开七大事宜。
194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议定七大在五一召开；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计划七大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
1943年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七大在年底举行，并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也由于部署和进行整风等工作，七大的会期一再被推迟。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
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máo • zé • dōng 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有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的第3天——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终于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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