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啊，”张婶叹气，“可门从里头插着，我进不去。李大爷走的时候，门是从里头锁的，钥匙在他兜里，被急救中心的人一起带走了。后来我去街道开了证明，找开锁师傅来，可这狗一看见外人就龇牙，师傅不敢开。”
年轻人想了想，从包里拿出一根火腿肠，掰了一截，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阿黄看了火腿肠一眼，没动。它对火腿肠没有兴趣，老李从来不喂它这个。老李说，狗吃人吃的东西就行，不用特意买。老李喂它热粥、馒头泡菜汤、啃过的骨头。那些东西里有老李的味道，火腿肠没有。
火腿肠在门缝底下躺了一上午，被阿黄呼出来的气吹得干了皮。
年轻人又试了几次，阿黄始终不动。最后年轻人站起身，摇了摇头：“这狗认死理呢。得想别的办法。”
他们走了。门缝底下那截火腿肠，傍晚的时候被一只老鼠拖走了。阿黄看见了，没拦。它连老鼠都懒得理了。它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等，等老李回来，等那扇门被从外面打开，等那个沙沙的声音叫它：“阿黄，走，散步去。”
可门一直没开。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护城河里的水，看着不动，其实一直在流。
阿黄瘦了。肋骨一根根地顶着皮，脊背上的骨头硌得慌。它趴着的时间越来越长，站起来的时候要晃两下才能站稳。可它每天还是雷打不动地做两件事：早上把毛背心叼到门边，晚上叼回藤椅上。
有一天，风特别大。窗户没关严，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得藤椅上的旧报纸哗哗响。阿黄趴在门边，忽然听见藤椅那边“啪”的一声——是毛背心被风从扶手上吹掉了，落在地上。
它撑起身子，走过去。走到一半，腿一软，差点趴下。它稳了稳，继续走，一步一步，像老李最后的那些日子，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想一想。
它叼起毛背心，拖回门边。这次它没趴下，而是把毛背心铺在身下，让它垫着自己。背心上的烟草味更淡了，几乎快没了。它使劲嗅着，可嗅到的只有自己的味道——狗身上那种淡淡的、带着灰尘和旧毛发的味道。
它的喉咙里又发出那声低低的呜咽。
这天夜里，下雨了。秋雨细细密密的，打在窗户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阿黄被冷醒了，它打了个哆嗦，往毛背心里缩了缩。背心不顶用了，太薄，挡不住越来越深的凉意。
它想起了从前。也是这样的秋雨夜，老李会把它叫到床上——不，不是床上，是床边的那块旧地毯上。老李说狗不能上床，不卫生。可他会把自己床上的毯子搭一半下来，盖在阿黄身上。毯子上有他的体温，暖烘烘的。阿黄就趴在那半截毯子底下，听着老李的呼噜声，听着窗外的雨声，睡得比什么时候都踏实。
现在没毯子了，只有这件薄背心。
它迷迷糊糊地又睡过去，梦见老李把毯子搭下来，它往里拱了拱，可毯子太轻，一掀就没了。它想叫，叫不出声，想跑过去追，腿像灌了铅。它急得在梦里直蹬腿，醒了，发现自己还是在门边，身上盖着那件薄背心，雨还在下。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阳光从门缝里挤进来，细长的一条，正好落在阿黄的鼻子上。它眯了眯眼，打了个喷嚏。
门外有动静。不是张婶，也不是社区的人。是一个陌生的脚步声，很轻，犹豫豫的，在门外停住了。
阿黄抬起头，耳朵竖起来。
门被轻轻敲了两下。
阿黄没动。它不认识这个敲门声。老李从来不敲门，老李是用钥匙开门，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它隔着三条街都能听出来。
敲门声又响了两下，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鼻音：“请问……有人吗？我是李大爷的侄女，我叫李娟。我……我来看看我叔叔。”
阿黄站了起来。它听不懂“侄女”是什么意思，但它听懂了“李大爷”——那是老李。它盯着门缝，尾巴不动，耳朵往前压着，喉咙里发出一声很低的、警告性的呼噜。
“叔叔？”女人又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你可能听不懂，但我……我来看看叔叔。他走的时候，我在外地，没能赶回来。今天我才听说他的事……”
门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是很轻的抽泣声。
阿黄的耳朵动了动。它在分辨这个味道。门缝底下透进来的气味里，有香水味，有潮湿的泥土味，还有……一点点熟悉的烟草味？不，不是烟草味，是樟脑丸的味道。老李的柜子里放过樟脑丸，防虫子咬毛背心。可老李身上的烟草味太浓，把樟脑味盖住了。这个女人身上的樟脑味很重，像是刚从放了樟脑丸的箱子里拿出来的衣服。
“叔叔生前……是不是养了一条狗？”女人的声音从门缝里飘进来，“我小时候来过这里，叔叔养过一条大黄狗，叫阿黄。后来那条狗老了，死了，叔叔又养了一条……是不是还是叫阿黄？”
阿黄的尾巴尖动了一下。
它听见了自己的名字。从老李走后，这是第一次有人叫它的名字。张婶叫它“阿黄”，可那是从门外喊的，隔着一层铁，声音变调了。这个女人的声音不一样，带着哭腔，却清晰地叫出了那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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