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卓然的军委直属队已经不叫警备师了。他的三个团分别叫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其中一、二支队隶属于军委一纵队（即红星纵队）、三支队隶属于军委二纵队（即红章纵队）。
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听命于转移前才组成的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安排。
由于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实际上是博古、李德说了算。
如不让瞿秋白参加长征，就是博古决定的。虽然决定是博古、李德作出的，命令还得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命令，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共同行动，并规定第一纵队各梯队人于当晚18时出发。
华卓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他给纵队每个梯队都派出了保卫部队。
华卓然虽然在第一纵队，但他交待甘灿和周大兴，一定要保护好máo • zhǔ • xí 的安全（máo • zhǔ • xí 本来安排在第一纵队，临出发时又改在第二纵队，而且是第三梯队。）还是在瑞金出发到于都来集结的时候，黄昏的雾霭笼罩着红都瑞金。怀着失落和迷惘，人们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革命老人林伯渠写给挚友何叔衡的一首赠别诗，很能反映人们当时的心情。诗中写道：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按照计划，撤退时红一、红九军团任左翼，红三、红八军团任右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军委纵队居中。
整个转移犹如抬着轿子大搬家。军委纵队又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以“红星“、“红章“作代号。
第一纵队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总司令朱德，随该队行动。
第二纵队有máo • zhǔ • xí 、张闻天、王稼祥等，主要由党中央和政府机关人员组成，所以又被称为“中央队“。
máo • zhǔ • xí 是从于都出发的。10月15日，他还出席了在县城谢家祠堂召开的赣南省、县、区三级干部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18日晚，秋风萧瑟，河水呜咽。月光也失去了往日的清辉，显得惨淡。
máo • zhǔ • xí 眼含热泪，走过用于都百姓献出的门板搭起的浮桥，加入了中央纵队的长征队伍。
天色将明，máo • zhǔ • xí 走到安远、信丰间的新田，感慨万千对身边的战士们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máo • zhǔ • xí 的这句话饱含着对这块他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的依依惜别情。但到底去哪里，他也不知道。
转移出发前，máo • zhǔ • xí 得知张闻天对“三人团“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不满，于是向“三人团“建议，转移时将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得到同意。
这样máo • zhǔ • xí 就与王稼祥、张闻天走在了一起。
林彪和红一军团的出动，比máo • zhǔ • xí 还晚了一天。
他们是16日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途的。
自从跟máo • zhǔ • xí 下井冈山开始，林彪在这块红土地上战斗了六个年头，此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于máo • zhǔ • xí 是随中央纵队行进，而林彪率一军团在前面开路，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两人很少有机会见面。
别看蒋介石让máo • zhǔ • xí 、朱德的游击战、运动战搞得焦头烂额，可对付博古、李德还是绰绰有余的。
尽管李徳把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转移方向弄得神秘莫测，甚至林彪、聂荣臻都不知长征要去何方。
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很快摸准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他亲自来到南昌行营，召开军事会议，调集几十万大军，在红军去往湘西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他对他的高参们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共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有人建议他考虑红军由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时，他得意洋洋地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林彪、聂荣臻带领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带领红三军团，担任长征的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为后续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安远一线，防守部队为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
陈济棠有自己的算盘，他惧怕蒋介石的中央军抢占他的广东地盘，曾派人秘密与红军谈判，双方达成了停止作战、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的协议。
他对红军的态度是只防堵不进攻，只要红军不进入粤桂地区就行。
所以，在红军向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时，余汉谋只是稍作抵抗，即让出中间大道。
10月23日，红军大队自南康、大余间横渡章水，向湖南边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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