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他敌后游击队。
在武汉地区留下第1军，作为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5、第9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
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
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日本的战略转变，确实是因为日本国小的缘故。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还是在1937年，8月20日清晨5点，武汉首次鸣响防空警报，次日，日本战机开始轰炸武汉。
1938年10月25日当晚10点，侵华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汉口城区，武汉沦陷。
回顾历史，从七七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战也就全面爆发。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就几乎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
但势如破竹的日军在武汉会战之后，就慢慢开始疲软，中日两方陷入了僵持阶段。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日军挟其战争利器，赢得了每一次中日军队会战的成功，占领了它企图占领的城市。
但是，令日军大本营惶恐的是，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即使在占领区，也不过控制点线而已。
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沦陷区，使之不得不在正面战线上停止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持久化，这一直是中国所期待出现的局面。
早在1938年5月，máo • zhǔ • xí 在《论持久战》中已预见到武汉失守将迎来漫长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认，中国的守势时期已告结束，已进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持久消耗战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截至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沿江、沿海各工商业中心城市尽被日军占领。
至1939年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3%，而且这些地区均属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
国民政府已退至离海岸线遥远的西南、西北的内地省份。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xīn • jiāng 等边陲和内地省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
这些省份虽然疆土辽阔，但是，除四川盆地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外，其余省区都是中国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
中国还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工业、7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
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量土地、人口，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现代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抗战着的中国几乎完全倒退到农业时代去了。
1938年底形成的这一对峙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后虽不断有局部性的变化，但到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时，才发生重大的改变。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在南岳、西安、武功等地召开军事会议，目的在于总结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岳阳失守时期的得失教训，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
其中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的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3、第9战区将领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对抗战时期的划分作了说明。
在此之前，根据国民政府的官方说法，将“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
蒋介石认为这种划分已不恰当，指出应以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其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
在第一时期中，中国处于守势防御；进入第二时期后，日军力量已涉极限，因而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
对于中日军队在战争中的优劣之处，蒋介石作了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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