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日军具有如下特点，即勇往直前，誓死达成任务；忍苦耐劳与中国军队相似；贯彻命令的精神与习惯；忠群爱国形成的认同感；擅长搜索情报；战斗纪律极严等。
并指出国民党军队有12大耻辱，主要是阵亡官兵暴尸战场；伤病员无处收容；不能防止士兵逃亡；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逃避责任；不能贯彻命令，等等。
蒋介石还对武汉失守前最高统帅部战略指导的正确性进行了辩护，表示统帅部的战略是避免在华北与日军决战，而要将日军引诱到长江流域来，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完成了持久作战的各项准备。
不过，对于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困守南京的失败、马当要塞的失守与日军从大鹏湾登陆等挫折，蒋介石自称为“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
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目的是整理与整训军队，在军事方面改革甚多，对武汉失守后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也有重大影响。
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
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
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
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
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
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
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
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
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
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争的状态。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图。
1938年12月6日，日军大本营又在《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制定了更详细的规定。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
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他敌后游击队。
在武汉地区只留下第1军，作为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5、第9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
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
同时他们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
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但是日本实在是太小了，资源本来就匮乏，实际上因为它开始侵略时推进太快，所以造成自己也很吃不消。
再加上日德结盟后，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制裁，尤其是像石油这样的战略资源进行封锁，日军大本营只能优先保证海军的使用，因此日军陆军的进攻就更加乏力。
这充分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抗日方针是正确的，小日本再跳得高，也逃不过它“小”的事实！我们慢慢来，拖也能把它拖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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