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凌晨，张将军率总部特务营和74师一个团急行30公里赶到宜城窑湾渡口，顾不得等74师主力赶到，因军情紧急，就先过河去，奔赴战场。政治部人员亦随行。
孤军深入，大家都为张将军捏一把汗，担心与各自为战的主力部队联系不上，陷入敌人包围。事情果不出所料，我们终于孤立无援地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
关于襄东战役，我在1992年写的《英雄之死——悼念张自忠将军》一文中已有所记述，这里我只记下我自突围归来的一些情况。
5月16日下午，当我们在长山与敌人激烈鏖战之际，张将军在一个小山头指挥战斗，为敌人发现，一时间头顶有敌机轮番轰炸，万炮齐发，枪弹如雨，集中打来。
张将军已经右臂负伤，仍下令总部所有带枪的留下杀敌，不带枪的文职人员向东北方向突围，到长山背后集合。
这样，我们就冒着枪林弹雨离开了他。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炮弹在四面开花，子弹在耳畔呼啸而过，都没有伤着我，翻过山头，才喘了一口气。
突围中我又与部队失散了，四面都是敌人，我好不容易遇到了丁国韩、吴宝璞、赵彬生、李祥林四个政治部的同志，一共五个人，便结伴去找队伍。
我们风餐露宿，不敢进村子，饿了就搓田里未熟的稻谷充饥，渴了就和田沟里的泥水解渴。像没头的苍蝇在小洪山里转悠了一个星期，才被127师的士兵发现。
士兵领我们到师部去见陈离(近珊)师长，陈师长留我们住了下来，才得知16日当晚敌台播出，张将军已经战死了，我们都难过得哭了，连饭都吃不下去。
在127师我们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探听到总部已回襄阳的消息，陈师长才让我们回去，每人给了50元川资。
我们跟着部队夜间穿过襄花路封锁线，经唐河、新野、南阳、邓县，才回到襄阳，找到总部。
回到军部，同志们都吃了一惊，眼光有些异样，原来他们以为我们都牺牲了，尤其是我，他们确信无疑。
因为战后，军部曾派便衣到长山战地去寻找官兵遗体，据老乡说，他们埋葬过一个长头发的黑胖青年，因为部队只有政治部的人才留长发，他们判断，那就是我。
已被认为战死的人，居然活着回来了，他们都特别高兴。可是我的衣物已无一留存，我身上只有一件棉大衣和一个日记本，一截铅笔，我已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
回忆我1938年在保卫大武汉声中参加抗日战争时，从浙江老家出来，带了一只小皮箱，装了衣物和100元钱，在火车上被人盗走了，我到了武汉，手里只拿了一份车上买的当日的报纸，情况同样狼狈。这都是我的浪漫插曲。
抗战中我失去了一切，但得到的也很多。收获最大莫过于我亲身参加了战争，而且是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里，和他共过生死患难。他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关于张自忠的死，本章有必要再费点笔墨，借以愐怀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自身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1940年5月1日至6月24日，国民党军队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枣阳、宜昌分别在武汉西北和西面的方向，宜昌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襄河位于枣阳、宜昌两地区之间，襄河东、西地区地势平坦，襄樊防线一旦失守，则襄河不保，宜昌也很难防御，一旦宜昌被攻破，重庆将会受到直接威胁。
枣宜会战分为襄东战役和襄西战役两个大的阶段。
在襄东战役中，战斗从5月1日打到5月14日，日军向南瓜店方向突进，直接威胁了襄阳、宜城。
此时，军委会电令第5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要，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
张自忠率特务营和第74师主力急驰南瓜店方向堵击日军，第15日拂晓发现溃退之日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方家集。
张自忠率部猛击日军翼侧，将其斩为两截，日军被迫停止南退，集中五千余人南北夹击方家集。
张自忠率部迎战，尽力拖住该部日军，并令所部第38、第180师迅速向方家集地区靠拢，从外线实施反包围，以歼该部日军。
16日，第31集团军及第30军收复枣阳。日军更急切打通退路南逃，待其援军到达后，在6架飞机及二十余门山炮的火力掩护下，分两路拼全力向南瓜店地区发起了疯狂进攻。
张自忠率部沉着应战，官兵士气高涨，视死如归，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多次阵地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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