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定市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份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名单上共有357人，其中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单，见证了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先烈们不畏qiáng • bào 、英勇抗敌，付出了怎样巨大的牺牲。
这份名单，也见证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勇敢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团职以上干部烈士名单，这份名单上共有357人八路军军官，其中99%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这份名单出自原北京军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纂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部主任周慧敏说。
她说：八年时间共牺牲357位团职以上干部——意味着平均每8天就有一位团职以上干部牺牲。如此惨烈的牺牲确实令人震撼。
为什么牺牲人数如此之多？
“晋察冀边区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日伪军将晋察冀边区视为‘共军的巢穴’，从其创建伊始就被反复围攻与扫荡。”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说。
敌后战场的开辟，牵制、消耗了大量日军，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成为抗战主战场，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付出了巨大牺牲。
从这份名单所列的时间上，我们读懂了真正的殊死战斗——汪乃荣，冀中骑兵第2团政委，1942年5月牺牲于深县（今深州市）马口村。
袁心纯，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6月牺牲于定县（今定州市）马阜才。
孙丕谟，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政治委员，1942年5月牺牲于中罗村。
肖治国，冀中军区第30团副团长，1942年6月牺牲于肃宁县窝北……
在这份名单中，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就有近150人团职以上军官牺牲，占名单总数的近一半。
白乙化、郭陆顺、常德善、王远音、孔庆同、包森等英烈，都在其中。
“从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军集结重兵对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疯狂进攻根据地。”谢忠厚说。
此时，也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艰苦的时期，“中国战场牵制了60％以上的日本侵略军。”
1941年秋季，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铁壁合围大扫荡”。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历次反击日军大‘扫荡’的浴血奋战，从参战兵力与动员规模、持续时间与战场态势，及其战略意义来看，都很重要。”谢忠厚说。
从这份名单所列的地点中，我们读懂了真正的前赴后继——政委刘jǐn • tāo ，1941年牺牲于定县；团长牛宗民，1941年牺牲于安平县；政委钟州，1942年6月9日，牺牲于定县马阜才；总支书记赵士元，1942年，牺牲于定县马阜才；政委李建，1942年牺牲于定县侯家店……
在这份名单中，仅晋察冀军区冀中区第9军分区第18团一支部队，就先后有近20位团职以上干部战死疆场。
18团的牺牲不是孤例。冀中区第30团先后三任团长以及多位政委、副团长、参谋长牺牲，北岳区第10大队、平井获游击支队、第19团，冀中区第22团、23团、27团以及著名的回民支队等部队，也都有多位团职以上干部捐躯战场。
“烈士牺牲的范围遍及晋察冀边区每一处。”周慧敏说。
从平山洪子店到宣化新营子，从高阳博士庄到深县护驾迟，从遵化铁厂到平北（今北京延庆）四十里长嵯，“很多游客都在这份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地名，烈士的鲜血真真正正洒遍了燕赵大地。”谢忠厚说。
在这份名单中，有人民军队骑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晋察冀骑兵团团长刘云彪。
正是他，指挥部队打响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在华北敌后抗战的第一枪。
1937年9月23日，时任八路军115师骑兵营营长的刘云彪带着“务必于24日8时前占领倒马关”的任务，率部向位于唐县西北的倒马关出发。
开国少将、时任骑兵营副营长的李钟奇曾回忆：“前往倒马关120里的山路，都是仅容单骑的羊肠小道，不便于骑兵急行军。指战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漏夜牵马摸黑前行，经16小时急行军，终于在24日早7时到达倒马关。”
骑兵营胜利夺取了倒马关，使日寇由涞源南进的计划遭受严重打击。同时，也正是这场战斗，拉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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