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铁道队就是在这个情报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根据铁道队第六任政委郑慎的回忆，1943年春，全大队已经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
这一年，因对敌斗争需要，鲁南铁道队的主要使命由截击敌人物资、破袭敌人交通等转为保护由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经山东至华中（其间主要穿过津浦铁路）的战略交通线。
例如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运送军用物资等。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传奇般的斗争事迹，多是围绕着为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而涌现出来的。
张静波老人还能清晰讲述1943年11月护送陈毅的故事。鲁南铁道队接到军区首长的指示，最近有重要首长过路。
杨广立、杜季伟、刘金山商量后做了分工，杨负责铁路西，其余两人负责铁路东，同时湖上也准备好了船只。
等见到之后，才知道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是路过这里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铁道队的活动范围是鲁南津浦铁路两侧，这里敌伪戒备森严，惟一比较安全的地带是微山湖。
陈毅住在湖心的一只小船上，每天划着船在湖上转一转，每当队员去看望他，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讲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并且强调说，“你们这条交通线很重要，现在有许多负责干部经过你们这里到延安去学习，去参加党的七大”。
最后离开的时候，陈毅还让警卫员把仅有的5支驳壳枪选了两把送给铁道队。
1944年冬，日军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三角部队，采用“剔抉”战术，和铁道队对抗，但也只是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
在屡遭失败之后，日军又使出软办法，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向铁道队乞求谈判，结果被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一顿，这个名牌特务只好灰溜溜的回去，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属罕见。
历经7年的坚持与抗争，鲁南铁道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8月21日的深夜密谋，引发的同样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是洪水与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是应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艰难战斗。
为了配合残忍的细菌战计划，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对冀鲁豫、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华卓然，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计划，于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
根据máo • zhǔ • xí 的游击战方针，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移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但是当时对于日军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却并不知情。
事实上1943年的山东，正是日伪军“蚕食”和八路军反“蚕食”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日伪军蚕食的重点，是清河区和鲁南区。
日军继1月用1.2万人扫荡清河区之后，又于4月22日以2万余兵力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清河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
这次扫荡历时5天，连续合围3次，并出动飞机舰艇配合作战。
4月24日，罗荣桓、黎玉向各军区发出《对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
根据山东地方史研究者统计的数据，仅1943年8月至11月，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先后与日伪作战355次，歼灭日伪军4110人，缴获大批qiāng • zhī dàn • yào ，攻克敌据点、碉堡74座，攻入或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平、东明等6座县城，恢复、开辟部分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据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回忆，由于日军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各种毒辣手段，频繁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被分割成了若干碎块。
鲁南基本区被压缩在东西长40华里的狭窄地带，当时仅占有村庄2700余个，人口64000人，土地面积2255平方公里，日军占据的村庄却有5583个，人口280余万人，土地面积7312平方公里。
根据地南北最宽的地方十余里，窄处仅一公里，对面打枪，这边能听到清晰的枪声，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概括了一句，“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
肖华记录下他见证的艰难岁月，“艰苦沉重的战争重担，也压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了，我们住在庄子里，老乡只好用煎饼来款待，在一般群众家里，妇女们头一天晚上将糠皮、红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进水里，到鸡叫时分就爬起来推转着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灯下把它磨成稀浆，然后烙成一张张又酸又涩，难以下咽的煎饼来充饥，大清早起来，辛苦了半宿的女人面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烟熏黑了”。
在山东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一个值得记录的重要人物是刘少奇。
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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