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日军之外，桂军李品仙又抽调了3个师在皖北，集中在无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并且他们还公开宣称将消灭新四军于江边。
故新四军军部直接北上，此路完全不通。
事实上，新四军也曾经准备直接北上。为侦察这条交通路线，新四军江北部队曾派小部队去无为进行侦察，结果受桂军猛烈袭击，这支部队却失踪。
新四军江南军部曾派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两次，均告失败，并被国民党军夺去一只船。
因此，新四军要从皖南直接渡江北上，是绝不可能的。
为了避免与李品仙部发生冲突，遭受无谓牺牲，所以新四军军部坚决要求按照原来的渡江路线，由苏南渡江北上。
随后，第三战区顾祝同首先同意，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也表示允许，后来，蒋介石本人也准许新四军假道苏南。
于是，便有新四军经过苏南渡江北撤之事。
综上所述，新四军并非故意不遵从第三战区规定的北撤路线。
他们正是因为遵从了与第三战区协商好的北撤路线，才使得顾祝同等人顺利地在皖南地区设下重兵埋伏，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
不过这条与第三战区协商好的北撤路线却充满了荆棘和诡谲。
据时为新四军军部秘书李一氓后来说，改走苏南北上的路线，完全是由于敌情的变化，选择这条路线是经过军分会讨论决定的。
当时他们有三条北移路线可供选择：
一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但必须经过其52师及108师的防地。这一路国民党除该两师外，还有63师冷欣部，且他们在该地区均已筑好了工事。
二是稍偏南，走52师及108师之背面，但一旦打起来须力战两个师。
三是再向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之北，脱离国民党第52师及108师，但有与国民党40师遭遇之可能，这样若打起来，则只打40师三个团即可。
只打40师一个师，军分会认为估计我力量有余，可以打赢，于是最后确定走第三条路线。
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共两党及军队在皖南是剑拔弩张，双方都心照不宣！
最后确定的这一条路线是一条“之”字形的路线，最早是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提出来的。袁国平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máo • zhǔ • xí 应项英的要求拨给新四军的干部。
袁说故意走弯道“之”字形路线，可以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新四军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可以迷惑、调动国民党军的注意力。这条路线是先向南，再掉头转东向北。
袁国平还说máo • zhǔ • xí 在长征中就惯用此法迷惑调动敌人，实践证明是很有效的。
1940年12月28日晚，副参谋长周子昆到参谋处布置部队北移改走南线，即经茂林、宁国到苏南的决定，大家都感到惊讶。
作战科长李志高向周提出走南线欠妥，且准备不及。周子昆犹豫了一下说：“军分会讨论时有分歧，不过三溪、宁国之间有一大块空挡，有些顽固派地方武装，问题不大。已决定了，照办吧!”
李志高仍持疑虑态度。
约过了一个钟头，警卫员通知他：“军首长叫你去!”
李志高一去，是副军长项英。他满脸怒气，问李：“走南线有什么问题？”
“准备不及。”李答。
项英突然厉声呵斥他：“不走，说我没有主张；要走，你又说准备不及，怎么搞的！有什么问题说出来给我听听。”
李说：“走茂林、宁国到苏南，要过大小十几条河道，宁国方面情况不清楚。”
项英说：“就是那么些问题嘛，要工兵连马上到青弋江架桥，其他地方有桥的过桥，没桥架桥，大部队行动还能被一点小问题憋死吗？”
之后，项英又说：“这是同三战区商量过的路线，是合法的。”
但是，这条路线事先没经过勘察，也没足够的军用地图，有近百里路是在群山峡谷之中，遇到意外情况，队伍很难展开。
并且，要碰上的国民党军是装备最强的40师。所以，后来有人认为选择此线路，是自寻绝路、自投罗网。
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妥。时任皖南铜陵(敌后)沙洲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铁飞后来说：
“绕道茂林的路线，从52师、108师的侧背，经苏皖边插向苏南，它避开宣城包围圈，免遭陷阱。在前进路上可能与40师相遇，但不是顽固派预设的包围圈。且只对付一个师，而等52师、108师反应过来，只能跟在我们后面，不会有太大风险。这是出敌不意、出奇制胜的路，未尝不是合理的选择。”
这，从国民党军将领上官云相的一段话也可以得到反证。
他说：“新四军一举进出旌德，就可以不遭任何阻碍，在我大后方随意行动。我们后方联络线就被截断，我们陷于腹背受敌，苏南、皖南抗日防线就变成游击区。新四军逃出被包围的不利形势，再加一倍兵力也难消灭新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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