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汪大铭等正在吃晚饭，日伪军分两路包围了他们的驻地。
汪大铭指挥一个排掩护，其他人向公路东边转移。日伪军抢占了一块高地，用机枪向汪大铭部扫射，大家只好乘日伪军装子弹的空隙撤退。
战斗结束后，汪大铭部两人牺牲、三人受伤。
大多数时候，为了不暴露目标、机动灵活，各个武工队分散行动。
有时，新四军也需要集中力量攻打日伪军的“清乡”据点。
1943年5月8日，新四军用两个连的兵力夜袭包巷。
包巷是一个大村庄，原来是新四军的活动地区，村里有地下党支部，“两面派”也在新四军的控制下。
而据点内的主力是从镇江新调来的四五十名日军，尚未构筑碉堡工事。
事先新四军做准备工作时，发现村里的狗很多，晚上部队一进村，狗就会大叫，惊动据点内的日伪军。
于是新四军通过做群众工作，当晚让村民都把狗关在家里。
新四军两个连携带200多个手榴弹乘夜色入村，除了敌哨兵发现有人来袭、打了几枪逃跑外，睡梦中的日伪军共80多人全部被消灭在据点内。
可以说，包巷作战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充分体现了战斗中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重要性。
当然，新四军并不是每一次袭击日伪据点都能获得成功。
1943年7月2日，汪大铭部与王直部队会合，于当晚进攻句容县的张边伪据点。
由于碉堡里的新四军内线没有发挥作用、发动攻击时间太迟（一打天就亮了）、部队攻击精神不够等原因，没有攻下日伪据点的碉堡。
7月3日晚上，汪大铭部继续进攻张边据点，日伪军用步枪、驳壳枪和手榴弹阻挡汪大铭部，一直到天亮前，仍未攻下，汪大铭部只好撤退。
不久，张边据点的日伪军怕新四军再来攻打，自动放弃此据点，逃回句容，可见其战斗意志较为薄弱。
汪大铭部平时的工作，除了与敌人周旋、作战外，还包括护送我方相关人员来往长江南北，保障日伪“清乡”区地下交通线的畅通。
还有领导当地群众破除日伪已经修筑的竹篱笆墙，破坏公路上的电线杆，以打乱日伪“清乡”的日程安排。
他们还对伪军开展工作，争取其成为有利于新四军的“两面派”，明面上为日军工作，暗地里为新四军工作。
并且联络当地上层分子，对他们进行局势宣传与教育，布置公粮征收等事项。
再就是写信给地方伪组织人员，警告他们，使他们发生恐慌动摇。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下半年，汪大铭还组织领导了当地的整风运动。
在9月的日记中，他对整风运动的相关活动记载十分频繁。
9月18日，汪大铭与洪天寿（镇句县长）谈话，准备整风学习的报告。
9月19日讨论整风学习的具体计划。
9月21日汪大铭参加句容县委学习小组，编制《整风通讯》。
9月23日，汪大铭给党员上整风课，宣讲máo • zhǔ • xí 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
9月24日召开整风小组漫谈会。
日伪“清乡”区内的局势如此紧张，中共干部依然认真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5月，苏南区行政公署副主任邓仲铭主持会议时提出，坚持在日伪“清乡”区的人员要队伍精悍，有决心，以武装斗争为主。
说要跑得、饿得、打得，每人准备一根麻绳，便于渡河涉水，要准备流血牺牲。
这一要求反映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艰难、危险的处境及经受的锻炼。
同年8月，邓仲铭在江宁遭遇敌情，过河时因渡船沉没而牺牲。
1943年，西路地区的党政干部共牺牲200多人，占全体干部的20%。
苏皖区党委调研室的程桂芬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夏，大批干部被捕，溧阳县区委书记、区长等十几名干部中，牺牲与被捕的有4名。
程桂芬也在当年夏天被捕。被捕的根据地干部，有不畏强敌牺牲者，也有叛变投降者。有的干部没有被捕，但无法在危险困难的环境中坚持。
1943年6月，时任镇丹县长的包建华在被日军突袭后，恐慌不安，擅自决定西出竹篱笆，离开日伪“清乡”区。
他后来以到上海治病为名，投靠了在汪伪政府任职的句容同乡巫兰溪。
包建华被汪伪派回镇江后立功心切，由于他掌握的信息情报多，新四军多个秘密联络点被破坏。
1943年8月27日，汪大铭在日记中记录了开除包建华党籍的决定，此后也有解决包建华问题的相关记载。
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是苏南地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良好。
虽然因日伪军势力较强，环境复杂，新四军武工队需要不断迁徙，作战也不一定顺利，时有干部被捕、叛变，但是汪大铭领导的小分队还是在1943年反“清乡”中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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