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军企图彻底消灭“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在广大农村建立稳固统治，但是由于新四军干部自身坚强机智，又有群众掩护，他们似“深水之鱼”，继续沉潜于日伪“清乡”区，伺机出击，照常工作，使日伪的“清乡”企图无法实现。
当然，能成为“深水之鱼”，并非一日之功，它有历史的因素——1939年新四军开辟茅山根据地后若干年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
也有现实的因素——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内执行极为灵活的政策，吸取1941年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争取“两面派”，及时掌握乡保长的动向。
还与地理环境有关，这里丘陵多，便于隐蔽。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的坚持，给老百姓以信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新四军都不会放弃根据地。
紧张的战斗和行军生活，使新四军干部面临睡眠缺乏、卫生环境极差等情形。
这种情况在日伪“清乡”之前就开始了，不过在“清乡”时变得更为严重。
早在日伪“清乡”开始之前的1942年4月，因日伪军扫荡，汪大铭一行晚上移到山湾里一个极小的茅棚中。
敌情很紧张，天下着大雨，因为找不到一捆干稻草，大家都挤在泥地上睡觉，满地都是跳蚤，但不知不觉也睡到天明。
5月17日，大家又是挤在一间低矮狭小的茅棚里，睡觉时不能动弹。加上下雨屋漏，当被子盖的棉衣也都淋湿了。
如此潮湿、紧张的环境，很容易导致身体不适。果然，几天之后，汪大铭生病，大腿非常疼痛，身体发烧，原来是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疖子。
他觉得大概是多日来风吹雨打、受寒积热所致。
当时汪大铭正陪同谭震林北渡长江，抵达江北新四军第二师师部。汪大铭因发烧被送进第二师师部医院。他本不愿意去，是战士们用一副担架硬把他抬去的。
不过因为药品缺乏，汪大铭长的疖肿只能做一般外科治疗，既没吃药，也没打针，只用热敷和膏药。
医院院长宫乃泉亲自来看汪大铭，给他检查诊治。待疖肿化脓，烧退之后，虽然疮口未好，但汪大铭还是坚持回到了第二师师部。
1943年这一年，由于日伪发动“清乡”，敌情格外紧张，行军作战多，汪大铭一共生了六次病。
第一次生病是3月下旬，因为连日熬夜眼睛红了，影响视力，看不清东西。晚上行军时，汪大铭走错了路，以致走了许多弯路。
第二次生病是7月下旬，22日晚上受寒，突然发冷，23日天亮以后发烧，一天都头昏脑涨，浑身没有力气。
但汪大铭还是参加了句容县委的工作总结会议，晚上移住景家冲。
24日精神转好，正常工作。
第三次生病是10月13日，汪大铭腿上又长了大疖子，脚不能着地，晚上勉强骑一头牲口到部队，由王医生上了点药后好转。
他还感叹当时镇（江）句（容）干部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好，王曼（汪大铭的妻子）、陈耀华、程强都病倒了，洪天寿、雷干、惠民亦有摇摇欲坠之势。
原因是干部们过度疲劳，卫生医药条件太差，生病了也都任其发展、传染。
汪大铭提到的陈耀华当时任镇句县委书记，他生病后，汪大铭代行县委书记的工作，又增加了工作压力。
汪大铭第四次生病是10月底至11月初，还是腿上的疖子复发，这次比较严重，全身发热，连续多日不能走路。
但他还是骑着樊玉琳的小毛驴，参加整风讨论会、开中心小组会议等，手中工作并没有停下。
汪大铭第五次生病症状较轻，11月26日下午忽觉发冷，脉搏“间隙（细）”，晚上勉强赶到宿营地。
27日休息半日。
汪大铭第六次生病是12月7日，突然怕冷发烧。下午在太阳下睡了一会，没想到越睡越不舒服，到傍晚行军时发热仍未退，勉强支撑到丁家庄住宿。
综观汪大铭这六次生病，两次是由于腿上的疖子，前后间隔仅半个月，说明第一次发病时没有完全治好、养好。
六次生病，无论轻重，汪大铭都没有好好休息，主持的各项工作基本照常进行，并且与同事一起行军、开会，说明客观环境的紧迫和根据地干部的以身作则。
1942年汪大铭生病时，在江北第二师师部，拥有较为安定的环境，他先是不愿去医院，后来疖子疮口未好就着急出院。
1943年的环境更为恶劣，他表现得更加坚韧，生怕影响工作。
汪大铭出生于1919年，当时才24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上海宝山人，离镇江地区不远，基本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如此频繁地生病，显然与恶劣的客观环境和极为有限的医疗条件有关。
1942年也在苏南工作的许勤回忆：她们在农民家睡地铺，三个女同志挤在一起，倒下就睡着了，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全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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