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才感觉被咬得难受，脱下上衣捉到20余只虱子。
不久之后，许勤得了疟疾，每隔一天高烧一次，每次40多度，但仍坚持工作。
6月，许勤任茅山地委调研室调研干事。与她一起工作的来自上海的青年学生陆培学也得了疟疾。调研室主任吴宝康找关系、托朋友帮她们买奎宁药丸，由于日伪封锁无法买到。
后来领导决定让许勤和陆培学到后方医院治疗，又怕她们不服从，硬指派一个通讯员陪同前往，三人走了10里路到达后方医院。
医生确诊两人得的是疟疾，但医院里既无西药又无中药。许勤和陆培学商量，与其增加医院负担，不如回到茅山坚持工作。
后来许勤托人在金坛城里买到奎宁，治好了疟疾。
根据地普遍缺医少药，即使根据地的医院也是十分窘迫，诊断出疾病，却没有治病的药物。干部工作任务又重，普遍不愿给组织上增加负担，靠坚强忍耐硬撑的情况较多。
衣食方面，由于江南地区较为富裕，忍冻挨饿的现象较少发生。
1943年在“清乡”区内、外的征收公粮工作较为顺利，公粮由缴纳的农民原户保管或者所在保甲保管，干部士兵可以直接在农民家里吃饭，没有挨饿现象。
从汪大铭的日记看，端午节时他们还可以弄一点糯米饭吃，冬至的时候可以吃到老百姓送的糯米团子，偶尔吃到罐头樱桃，有时老乡们会请汪大铭一行吃饭，甚至有机会喝一点酒，与老乡增进感情。
江南河网密布，汪大铭的交通员老唐是打鱼出身，有时会在池塘里捉到鱼，让大家吃个大饱。
大家观看老唐在河里游刃有余地捉鱼，也是紧张生活中难得的放松时间。
1944年元旦，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有猪、羊、鱼、鸭子、花生、野味獐子等，十分丰富。
可见，即使在最紧张的反“清乡”时期，节日的庆祝仍然必不可少。
1943年12月初，句容汝山村的军被服工厂送来了棉军衣。汪大铭觉得棉军衣穿在身上不但很温暖，而且展现了革命军人的英武风姿。
以上情况表明，汪大铭等人最基本的衣食可以保证。
究其原因：一则日伪“清乡”开始后，“清乡”区内我方军政力量一再精简，客观需用减少。
二则日伪“清乡”区内我方的财经公粮政策执行较为成功。
三则江南较为富庶，一年四季均有出产，河网密布，鱼虾成群。
四则茅山地区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所在，群众工作基础好，日伪“清乡”前新四军帮助老百姓修渠、筑坝，实行减租减息，日伪“清乡”时老百姓爱护新四军。
1944年元旦，汪大铭回首1943年，感慨道：“一年来，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残酷战斗中辗转坚持在茅山，戴月披星，出生入死，反复纠缠……有了若干进步，把自己的软弱锻炼得坚韧了，幼稚和单纯变得机智了，在惊涛骇浪中有办法而且沉着了。”
时年25岁的汪大铭写下这段话，确是肺腑之言。
这一年各方面的历练，在其日记中有详细的反映。如对自己工作的反省，细致而又生动，让人身临其境。
1943年双十节，新四军邀请国民党员和地方上层人士参加纪念会，汪大铭作为中共镇句县委代表讲话。
他认为自己的态度和语气过于严肃，使得会场空气较为紧张。等到王直代表部队讲话时，自然委婉，气氛一下有了缓和。
汪大铭认识到这一点，在日记中有所检讨，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变得更“机智”“沉着”“有办法”。
汪大铭晚年写自传时，也充分肯定了青年时代在茅山的战斗历程。他忆及对茅山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极为熟悉，对地图上没有的小桥、暗坝和独户单家，也了然于胸。
晚上行军可以不用向导，半夜敲门群众能听得出他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敌情严重、远离领导的环境里，他能和各级干部、当地上层分子、年轻大学生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中共的年轻干部正是在如此险恶、紧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43年10月7日，汪大铭在日记中写道：“李士群被杀，是一个日本顾问在酒席上用毒药害死的。”此事事实上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说明新四军对于汪伪政府的情报了解可能并不及时，但对被杀原因的记录是准确的。
李士群是苏南日伪“清乡”运动的策划者和实际主持者，他被日本顾问毒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与汪伪政权内部周佛海等人之间的矛盾，也预示着日伪“清乡”运动将逐渐走向消沉。
10月18日，伪江苏省政府给汪伪行政院的呈文中承认，镇江地区的“清乡”投入兵力薄弱、防地散漫，新四军又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应对“清乡”，镇江地方治安在“清乡”运动开展半年后仍未尽妥善。
汪伪官员周毓英说：所谓“清乡”运动，费力多而收效少，“清乡”区内共产党人蒿草似地潜伏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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