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毓英将中共党员比喻为蒿草，强调的是其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打破了日伪“清乡”运动开始前，汪伪政府宣称的只要封锁线一筑起来，新四军就要逃走的预言。
1943年，日伪“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坚持了下来，“清乡”区外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亦能在江南一带坚持，并伺机进入日伪“清乡”区内攻打较大据点。
这一态势与苏浙皖边区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表现有一定关联。虽然1943年4月国民党军推进到两溧地区，但后续作战并不理想。
1943年5月，当国民党军仍在苏浙皖边区与新四军主力作战时，蒋介石致电顾祝同，对国民党军各级干部的精神散漫、工作敷衍与欺上瞒下予以严厉批评。
重庆方面在苏南地区活动的另一支重要部队忠义救国军，1943年则面临经费紧张、临阵倒戈、缺少统帅等问题。
1943年2月底，忠义救国军的实际领导人戴笠从重庆飞往安徽广德整理该军。
起因是1942年以后沦陷区物价上升，该军官兵13000余人的每月经费仍维持在以前的25万余元，未能增加，导致无军粮、无被服的状况，官兵生活艰难。
1942年12月，该军第五团团副贺劲生率部投敌。
1943年4月，戴笠再次致电忠义救国军的前任负责人周伟龙，强调部队自1943年1月起增加的经费再不下发的话，可能引起变乱。
戴笠威胁周伟龙，如该部发生变乱，后果由周一人承担。
此后几个月，戴笠又为促成胡宗南部下马志超由西北至江南指挥忠义救国军事，费尽心力。
1943年10月，马志超终于到达江南。此时，忠义救国军面临日军进攻，依然士气低落。
忠义救国军在江南如何提升战力与坚持的问题，显然不是更换一个主帅所能解决的。
苏南虽然十分富庶，但地域较小，可以腾挪转移的空间并不大，日伪军、新四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在此博弈多年，其实面临的困难有相似之处，如物价上涨、财政困窘。
戴笠所指出的1942年起沦陷区物价上涨问题，日伪军也需要面对。日伪“清乡”经费捉襟见肘，从事“清乡”的工作人员带60元下乡，花完后需要自己想办法，有的人穷得连皮鞋都当掉了。
所以日伪“清乡”工作人员纷纷抱怨“清乡”这件事既无钱，又要命。
新四军同样需要面对财政问题。陈毅在1943年7月指出，从上一年冬天开始，物价上涨，部队供养困难，那时新四军便通过自己搞生产运动渡过难关。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寸土必争、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谁能灵活机动，谁能勉力坚持，谁就能生存下来。
谭震林在分析反“清乡”的形势时，曾告诫部下，要像牛皮一样坚韧，“叫敌人吃不进、咬不烂、折不断”。
还提醒道：“党支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不疲倦、不间断的！”
从苏南三方势力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新四军的韧性和灵活性。
总之，在1943年镇江地区新四军的反“清乡”中，新四军主力转移出日伪“清乡”区，坚持下来的精干部队做了多方面工作，如打击日伪军、破坏竹篱笆、开展群众工作，征收的公粮不但能够保证自己的供给，甚至还可以供应新四军第十六旅部等。
从汪大铭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工作是如何具体执行的，亦可以看到像汪大铭这样的年轻干部，如何在严酷环境中，一方面依靠群众；一方面坚持苦干，变得更为坚韧、机智与沉着，进而体会中共地方干部的成长情况。
进一步言，日记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深入地观察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与士兵的作战、生活，体会他们戎马倥偬中的日常——有连夜行军、突围作战、病痛少药，也有节日美食、温暖的棉军衣，片面地强调某一个面向都是不客观的。
所谓反“清乡”，本身就是新四军与日伪军及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不断博弈的过程，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内外的苦撑与坚持，意味着日伪军“清乡”的失败，也意味着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围剿”新四军的受挫。
1944年，苏北、苏中新四军南下苏南地区，与苏南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会合后，进一步往南挺进到浙江，进入天目山区，显示出十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1943年的坚持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