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沙连华在返回途中，过运河封锁线时，被敌人逮捕。敌人先是严刑拷打，千方百计逼他说出党的机密。
当一切都妄费心机时，敌人残忍地将其手脚捆在一起抛入运河，沙连华为党的交通事业英勇牺牲。
和沙连华一样，陈干也是淮宝县的交通员，由于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材料很少，所以，陈干的籍贯，年龄都不清楚。
一九四一年十月底，在交通员袁守权、朱学年先后两次过运西联系淮宝县委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三次选派交通员陈干去联系淮宝县委。
陈干以卖盐作掩护，他机智地通过了敌人运河线上八千据点的盘查，过了运河，到了白马湖边的小堆头，找船西去“卖盐”。
由于他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在敌人又一次盘查时，说错了地名，露出了破绽，被敌人枪杀。
沙连华、陈干为党的交通事业，为淮宝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淮宝人民一定会永远铭记烈士的英名和他们的光荣事迹。
1943年元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从盐城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
为确保宝应到淮阴县100多华里运河线的交通安全，3月份，华中局决定在淮宝县运河边上的林集码头屠大桥（现为淮安区林集镇利民桥）附近，建立“华中局交通科驻淮宝县（林集）转运站”，对外称“林集交通站”，委派李萍为交通站站长。
林集交通站与苏中区的宝应县张集交通站（今淮安区平桥镇）以及原有的新四军四师林集敌工联络站、淮宝县林集情报站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秘密交通网络，开展运河两岸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工作。
当时，日伪军为了阻隔运河两岸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从淮阴到宝应之间的100多华里运河线上设大小据点21个，其中泾河、平桥两个据点还设有日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各据点的行动，严密封锁运河两岸交通。
可见，林集交通站工作难度之大。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有三项：送发文件、信件、报纸；护送干部和部队安全通过运河封锁线；配合惩处汉奸、特务。
交通站要顺利完成前两项任务，必须首先做好第三项工作。
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同志们有一种说法，叫“不怕鬼子进村，就怕汉奸带路”。
所以，交通站特别重视惩处死心塌地的为日伪卖命的汉奸特务，为民除害，为交通工作扫除障碍。
平桥镇处于淮安与宝应之间，西与林集区隔河相望。平桥据点设有日军指挥所、特务队、警务局、自卫队和淮海大队部，对林集交通站的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943年冬天，新四军四师林集敌工联络站站长刘晓屏向林集交通站提供一个重要情报：
驻平桥据点的“地头蛇”彭敬波为谋取区长职位，向伪县长沙贵章表示忠心，夸下海口，近期准备干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以平桥为中心，向运河东西两岸推进五至七里，建立伪乡、保政权；第二件事是联络特务队翟六麻子、马立本搞垮交通站和联防队，破坏林集区区乡政权。
由于彭敬波家住平桥东头，之前与交通站接触过，知道一些交通线路和联络关系，现在他为谋取升官更是丧心病狂，机关算尽，将直接威胁交通站执行交通任务的安全，破坏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面对这个严重局面，交通站、区队和联防队决心铲锄这个包藏祸心的汉奸卖国贼，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共同研究制订了严密的锄奸方案。
一天晚上，站长李萍扮成伪军官，王建高、孙国喜等三人一身伪军打扮，跟在李萍身后。区队一个班到运河东，埋伏在伪据点南门外。刘晓屏和区队在运河西岸接应。
李萍他们由徐彦山带路，快到平桥南门口时，四人各点一支香烟捏在手里，遮住香烟的亮光，在离岗哨二十几步远处，他们将香烟衔在嘴上，大摇大摆前行。
南门口的岗哨是高毕华的自卫队，一会儿，两个哨兵发现他们四人，大声喝问“什么人？”“口令？”
李萍把香烟一挥，用长官的腔调骂道“tā • mā • de ！这会儿要什么口令！”说着已冲到岗哨跟前。
哨兵看到一个长官后面跟着昂首阔步的“侍卫”，给弄懵了，搞不清是哪位长官，连忙“立正”，目送长官进入据点。
他们进围子后，只见家家户户门都敞着，门板都被下掉，做工事用了，时间不长，他们摸到彭敬波小老婆家，门也敞着。
四个人从门旁掩进屋里，摸进房里一看，彭敬波和小老婆都睡得像死猪一样，正打着呼噜，做着美梦。
队员们用枪口、刺刀尖对着狗男女的胸膛和脑袋，“不许动，举起手来！”
他俩被惊醒时，老奸巨猾的彭敬波看到眼前的一幕，大惊失色，但马上镇静下来，自知无法脱身，满脸堆笑的说：“长官是哪部分的？兄弟，有话好说。”
装着没事人似的，以为花几个钱就没事了。孙国喜二话没说，上去将彭敬波反绑起来，给他披上大衣，戴上礼帽，然后佯称说沙县长请彭先生有要事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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