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顺手把彭敬波小老婆反绑在床腿上，嘴里堵上棉花团，大声对她说：“你要老老实实，不许乱喊乱叫，明天送彭先生回来。”
孙国喜为了保险起见，担心彭敬波诡计多端，于是拉着手榴弹导火线与彭敬波套成“X”膀子，径直走向围子南门，那两个哨兵见到彭敬波陪同“长官”到来，又是一个“立正”，目送一群人出了南门。
李萍一行离开平桥围子不远，就从堆上下来向东直行，向芦营子方向前进。
围子外面警戒的一个班区队，见抓到彭敬波，十分高兴。其中一个愣头青队员高兴得过了头，忘记了这是危险的敌占区，竟然对着平桥围子方向打了几枪，然后才跟着队伍走。
这一下想制止已来不及。枪声一响，惊动了围子里的敌人，一时间围子里一片混乱，叫喊声、枪声响成一片。
同时，运河里的日军汽艇也出动巡逻。意外情况的发生，打乱了事前的计划，增加了交通站执行任务同志们的危险。
于是，他们加快脚步赶路，而彭敬波意识到了事情的转机，耍赖不肯快走，推三阻四，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同伙救援。
李萍决定改变计划，临机处置，就地处决彭敬波，然后再向组织汇报。
他决定将处决汉奸彭敬波的任务交给孙国喜。孙国喜连开两枪，结束了罪大恶极的彭敬波狗命。
李萍一行人立即从泾河北面十涵洞渡运河到运西管文初家。
林集交通站机智、果敢处决了汉奸彭敬波，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蚕食”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挫败了敌人企图破坏抗日交通站的阴谋。
惩处彭敬波，对汉奸特务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一时间，一些地痞汉奸、特务的fǎn • dòng 气焰有所收敛，伪乡保长也比以前老实了许多。
从那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平桥镇伪乡长虽先后更换五六个人，而交通站仍然能顺利完成护送党政军领导的任务。
林传兴，1927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宝应县胡家集区白云乡石岩村。
在当地村里有座“石岩寺”，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石岩寺里是一所保级学校，学堂的教书先生叫刘光植，别名“刘光梓”，还有一位先生姓邱。
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刘光植是党支部书记，邱先生是秘密情报员。他们都为抗日当了3年的秘密情报交通员。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林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林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林，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
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林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林传兴回忆说。
我不知道这名字的意思就是“传信”，即干交通，但当时我确实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有自己的大名了。
1942年，林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
由于好奇，林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
刘先生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林字为双木林)对接。
林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
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
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林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
“太君，我的卖柴的干活。”林传兴机智地答道。
“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
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林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林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
林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双木林”。
在收柴时，林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林传兴两个“粑粑”充饥。
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林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
后来，林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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