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军一位参战的军曹回忆，当日军攻进衢州后，中国军队正在组织撤退，根据日军以往的作战经验，中国军队的撤退就是逃跑，是没有作战能力的。
但这一次他们的经验失败了，据说中国军队的团长留在了最后，这就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阻碍了日军的追击，让日军失去了扩大战果的机会。
谢士炎团以大局为重，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掩护了大部队的撤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给予谢士炎高度评价，称他是“壮士有为，能文善武”的一员战将。
浙赣战役后，谢士炎被调至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参谋处任科长、副处长、参谋处处长。因军事素养扎实，又有实战经验，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他在第六战区被誉为“武状元”。
其间，谢士炎遇到了在第六战区第二科担任陆空联络参谋兼管战区外事工作的陈融生。
在日常的工作交往中，谢士炎对陈融生干练正直、忧国忧民的性格印象深刻。
陈融生也敬佩谢士炎的睿智聪明、抗战爱国的热情。
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完成了很多工作，也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谢士炎受命参加芷江洽降。
谢士炎在谈判中举止得体、文雅大方，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
日本投降后，他被推荐为武汉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参与受降工作。不料，他此行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
8月30日，谢士炎到达武汉上任，他身着崭新少将军服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有记者描述：“这天的谢士炎，仪表堂堂，代表了中国军人的高大形象。他言语铿锵，内含着正义必然战胜邪恶；风度翩翩，显示了文武双全的特有气概。”
历史已经证明，国民党当局对于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就是一场“劫收”。
受降结束后，这一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国民党在接收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贪污舞弊现象。
谢士炎上任后，严明纪律、刚正不阿，对趁接收之际发横财的fǎn • dòng 军阀及“接收大员”严加抵制，对贪污腐化、抢劫民财者严加惩办。
此外，军统特务对进步民主人士的残害，让谢士炎十分愤怒，他给予抵制，并进行抨击。
这些行为直接触怒了军统的高层，军统方面开始对谢士炎进行反击，他们散布谢士炎谣言，罗列各种罪状，诬陷谢士炎在受降过程中贪污受贿，说他在受降中接受日方宴请，夜夜笙歌、荒唐无度，还接受当地奸商的别墅、金条、轿车等。
在所谓“调查”一番后，谢士炎锒铛入狱。从“抗战英雄”沦为“阶下囚”，谢士炎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这也使得他冷静地回想自己从军以来的一幕幕。
他对国民党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亲身体会到了国民党fǎn • dòng 派的政治腐败和穷途末路，对光明和民主有了更多的向往。
在同僚好友的积极奔走下，入狱3个多月后谢士炎终于被释放。出狱后，谢士炎生活拮据，原来的老上级、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得知他的困难处境，对他发出了邀请。
谢士炎北上，担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长官部高参，后任军务处处长。
谢士炎到第十一战区后，虽然重新回到军队，但此时的国内时局，已经被内战的阴云笼罩，国民党派系林立，政治上腐败、经济上恶化，这些现象让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担忧。
同时，他收听到了来自解放区的广播，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使他深有感触，就像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他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才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在重庆进行了多次谈判并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
随后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军调部中，叶剑英出任中共代表，李克农担任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开展工作。
此时，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了谢士炎的旁边，这就是陈融生。
他任孙连仲的外事处副处长，但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担负的任务是打入第十一战区，发展内部线索，掌握更多情报。
前期的深厚友情和良好合作，使谢士炎和陈融生相聚甚欢，陈融生向他推荐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书籍，谢士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思想日趋进步。
1946年6月，国民党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华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区域，作为军务处处长的谢士炎参与的军事核心工作越来越多。
1946年9月，一次军事会议秘密召开，国民党决定进攻中共占领的军事重镇张家口，并制定了相关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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