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底，发生“西安事变”，在全国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得到这个消息，刘礼年欣喜欲狂，他到处奔走，给战士们讲团结抗日的伟大意义；并且编写抗日宣传提纲，抗日救亡歌曲，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
这期间，他也多次向亲友写信，表示自己献身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刘礼年随部队开到山西宁武县城抗日前线。在这里，日军有两个主力联队，等于两个团的兵力与我们交战。
而刘礼年所在的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因为长途跋涉，减员很大；而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形势是严峻的。
但刘礼年和所有八路军将士一样，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有必胜的信心。就在交战前的一天清晨，刘礼年坐在指挥所里给大哥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大哥：
半年来未通讯了，弟现在八路军（即原红军改编的）服务，现在国共合作成功了，我军队伍开到晋北抗日最前线打日本，打了几个月了，打了许多胜仗。此时我正在向敌人冲锋，因此不能多写，详情以后再告。
四弟礼年晋北的气候，早晨多雾，有时对面不见人。在一片雾霭迷蒙之中，刘礼年和团政治处锄奸部部长袁清走出指挥所，一道去巡视阵地。
不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炮声，看来敌人很快就要反扑了。
两人很镇静地站在山头上，袁清端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刘礼年忙命令说：“老袁，你快下去，这里不安全！”
袁清犹豫了一阵，经不住他一再催促，才慢慢走下山来。
刚走到半山腰，只听得山头上一阵巨响，接着是一片火光，敌人一下子几十发炮弹都落在山头指挥所中。
下来的人都非常担心刘礼年安全，焦急地停下来观察动静，果然不久刘礼年就被担架队抬了下来，是头部中弹，伤势很重，抬到半途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刘礼年牺牲后全团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刘礼年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下面是刘礼年生前战友袁清写的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叙刘礼年革命和战斗的短暂人生。
刘礼年同志是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政治委员，我们全团干部战士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特别亲切，大家从内心中尊重他、钦佩他。
刘礼年是江西省莲花县人，从小参加了革命，因为聪明能干，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十五岁就当了连政治指导员。
他当指导员时，被一条驳壳枪枪壳尖打在腿肚子上，开始有人看不起他说：“哼!还没有连部的勤务兵高。”
但是由于他工作以身作则埋头苦干，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疾苦，在吃饭困难时，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战士们吃饱。
在行军中他常常替掉队的战士背枪背包。特别是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流血牺牲。
本来他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漂亮的小伙子，但在一次战斗中他向敌人冲锋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脸部，因此，脸上留下两个深深的疤痕，嘴巴也歪了，可他却毫不在意。
他因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连的肯定，几个月后，全连同志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是个好指导员，就连该连连长也都敬佩他。
一九三五年，我们部队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他那时在红六军团十六师任团政委。
长征后期他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名为八路军，红六军团改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
红军改名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团只设政训处，主任是由原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刘道生同志担任。同年年底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刘礼年同志被任命为七一七团政委。
由一个军改为一个团，许多干部都降了几级。可是他几乎没有降级，这说明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
刘礼年同志在七一七团任政委期间，仍然保持了红军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时候团政委一般都住司令部，但是他不住司令部，而是和政治处刘理明主任还有我住在一起，从不单独住一间房。
我当时在七一七团任锄奸股长。开始我很奇怪，问他：“你为什么不单独住一个房子呢?”
他反问道：“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是为了摆资格么?”
我没做声，他又笑着说：“我们在一起住不是更便于商谈工作吗?”
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都佩戴小shǒu • qiāng ，但是他不佩带shǒu • qiāng 而是背一支马枪和步枪子弹，穿战士服装和草鞋，所以很像一个通讯员，根本看不出他是个领导干部。
在生活上他也是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看他工作忙生活又艰苦，怕累垮了他的身体，于是叫厨房单独给他炒了一个菜。
这事他知道后，将警卫员叫到跟前严厉批评了一通，从此以后，警卫员再也不敢单独给他加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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