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牲口，他也很少骑，多数时间给伤病员骑，有时伤病员骑不上去，他就亲自扶他们骑上牲口，并吩咐马夫要好好照顾伤病员，不要让他们摔下马来。
马夫见他经常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有些不乐意，嘟囔着说：“有牲口不骑自己走路，还要我去伺候人家……”
刘政委听到后对马夫说：“我年轻身体又好，走点路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革命负了伤，伤口还没有好，走路很吃力，把牲口让给他们骑，照顾他们不能叫伺候，我们应该讲阶级友爱嘛!”
后来我和其他同志也都劝过刘政委，可是他始终坚持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刘礼年同志工作特别深入。经常利用行军走路的时间同下级干部战士以及勤杂人员在一起交谈。
他走起路来，总喜欢用一只手抱着干部战士或勤杂人员的肩膀，有说有笑非常亲热，没有任何官架子。
一路上他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问这问那。总之，部队的思想情况、战斗情况、部队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战士生活的好坏，有什么意见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了若指掌。
由于他深入下层密切联系群众，体贴战士们的疾苦，所以，连队的同志对他的印象特别好!干部战士、勤杂人员都愿意同他接近，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他说，把他当成贴心人。
我们警卫连有一个山西战士名叫张大宝，因为嫌部队太艰苦不想干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政委。
刘政委听了觉得他很坦白，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对他说了许多道理。最后张大宝想通了，打消了不想干的念头。
刘礼年同志的民主作风也特别好。他处理问题从来不独断专行，不一个人说了算，他总是要征求同级和下级同志的意见。
大一点的事情他都要同团里其他首长商议办。有关营里的事他还要同营的领导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后，他才作出决定。
当时政治处除了一个刻蜡板搞油印的张栋同志外，只有刘理明主任和我两个人。
刘礼年政委、刘理明主任和我经常三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因此大事小事他几乎都要同刘主任和我商谈，征求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有些事我认为征求刘主任的意见就可以了，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但只要我在场他还是要征求我的意见。
他的这种民主作风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心情特别舒畅，干起工作来也特别有劲头。
刘礼年同志在战时处理问题很有魄力，非常果断敢负责任，敢挑担子从不犹豫，因为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刘礼年同志还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落后的同志总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
一般犯了错误的人怕上级找他谈话，但是我们团里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刘政委同他们谈话。
因为刘政委谈了话，包袱放下来心里痛快了，工作干劲就更大了。为什么?
因为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吹胡子瞪眼，不谩骂不讽刺不挖苦，而是和风细雨的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
他说明，错误对个人对革命事业有什么不好，如果认识不到，不改正错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又有什么坏处等等。
这样，凡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正做到口服心服。
有一个连队干部犯了错误，刘礼年政委找他谈话，这个干部来时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情绪非常低落，但是经过刘政委谈话，这个干部的情绪马上变了，出门时脸上还挂着笑容。
另外，有个单位干部之间关系不好，刘政委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找双方谈话，问题就解决了，双方都表示满意。
刘礼年同志对原则问题从不马虎，对不良倾向从不妥协敢于斗争，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平易近人，他的性格开朗，什么时候都很乐观，在非工作时间爱开玩笑。
例如：他在晋西北同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他说：“你们政治处有个干事，家有两栋一串院，十一口人吃饭，四十五亩地，本人汉口做生意。”
要我们分析这个干事是什么成分?
这一下大家都像开了的锅一样，有的说是地主兼商人，有的说是富农，有的说是富裕中农。
但是他笑着说：“都不是。”
他解释说：“两栋一串院即一个破房子两个大窟窿(洞)，从东边进从西边出;十一口人吃饭即是一个人吃饭，是个单身汉。四十五亩地即事实上没有(无)地。本人汉口做生意，即他是一个靠吹唢呐过日子的人。”
他说完后大家都笑痛肚皮。因为他到过这个干事的家里，对这个干事的情况很熟悉。
当时我们部队新战士很多，想家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部队又缺少文化人，为了活跃部队和巩固部队，刘礼年政委自己编了一支巩固部队士气的歌，首先教会刘主任和我，然后我们三个人分工各去一个营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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