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总方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以及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
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需求。
这个总方针，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主张。
总之，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费用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
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是领导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根本纲领，保证着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向。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máo • zhǔ • xí 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发展和政策。诸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
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
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
这些方针和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经济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指导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
总之，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máo • zhǔ • xí 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máo • zhǔ • xí 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困难形势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
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
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商业为主。
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过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
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
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
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1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
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
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
“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值35万元。”
“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初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
“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
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
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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