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
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
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
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
máo • zhǔ • xí 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
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啦。máo • zé • dōng 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领导。”
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
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
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还集资（máo • zhǔ • xí 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边区政府的各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
林伯渠主席还专门定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检查自己的落实情况。
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积极参加。
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们仅以一些学校的生产劳动概况就可以略见一斑。
党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下达，延安各大中学校纷纷召开生产劳动动员会，组织师生展开讨论，想办法，提建议，为完成本学校生产任务出谋划策。
比如，鲁迅艺术学院于1939年2月25日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训育处长徐一新报告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总生产运动委员会给予的任务。
2月9日，抗日军政大学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成立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等十一人为委员的全校总生产委员会。
延安大学也于1943年1月1日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副校长赵毅敏向全校师生作动员报告，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响应。
会后，学生们分组展开热烈讨论，不少系、班主动要求全体学生进驻农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法学院有40%以上的师生，请求专门从事生产劳动；教职员中，不少人志愿到农场担任文化教员或直接参加生产劳动。
还有许多师生积极提供饲养计划、自愿贡献生产技术，或无偿捐献生产工具等等。各种先进模范事迹在师生中层出不穷，呈现了一派生动感人的大生产运动景象。
为了加强对师生生产劳动的领导与管理，不少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本学校年度生产劳动计划，以保证大生产运动有领导、有计划的顺利进行。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生产委员会，徐一新任主任，钟光为副主任。下设宣传教育部、粮食管理部、牲畜农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
并通过生产计划，1939年全校担负生产细粮30石，蔬菜达到自给，年产约7，3000斤。
延安大学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和商运科，并在会计室下设储蓄部，吸收闲散资金，增加生产投入。
农业科下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场和菜园。工业科下设工业合作社，主要举办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纺织等工厂。
畜牧科组织学生养猪、养鸡、养鸭等。商运科则组织运输队，开展为盐业公司驮盐、到定边、陇东经商等业务。
生产委员会确定延安大学1943年的生产任务是：1943年5月到1944年4月，生产蔬菜32，8500斤，达到自给；粮食1，6200斤，每人每月2斤肉，逢年逢节还要增加肉；衬衣900套，鞋900双；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和学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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