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长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提高了59%，成本显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见赵占魁运动运动中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xí • zhòng • xūn 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
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
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
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自给有余。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
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
边区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
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 2万头，增加到1943年哦2.0781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则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
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年只有5家，年产布1，260匹，1943年则发展到50家，年产布1.2万匹。私营造纸厂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发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
另外，私营煤炭和盐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
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
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
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
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陕甘宁边区军民为榜样，根据máo • zhǔ • xí 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在频繁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作到全年自给，达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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