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máo • zhǔ • xí 适应形势发展客观需要，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略决策，它的实行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的企图，不仅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基本实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如果我们不采取大生产运动这种特殊举措，去克服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那么我们就只能像máo • zé • dōng 所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即要么“饿死”，要么“解散”。
这两条路无论选择那一条，我们的抗日战争都会更加艰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外贸等均了发展，这就克服了由于敌伪顽的进攻、包围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使军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使根据地有了较充足的物质储备，使八路军、新四军极其他人民武装的供给有了保证和改善，为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进一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准备了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更壮大的力量支持。
在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进行之前，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党政机关、学校、部队等的物资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也主要是靠向老百姓征收公粮。
但是由于我们各根据地基本上是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脱离生产人员过多，老百姓肯定负担过重。例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
1937年是13，89 5石，人均负担1升；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负担1斗5升。
这样，人民群众自然会有不满情绪，1941年6月发生的“雷公咋不打死máo • zé • dōng ”轶闻的发生便是个证明。
可见，如果不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者的本性就很难体现，我们的党群关系、军民团结就会受到影响。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等达到全部或部分自给，不仅使自己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而且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税赋负担，在新的基础上赢得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为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
大生产运动实践中，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培养与造就出众多优秀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
比如仅工业经济领域就涌现出钱志道、沈鸿、华俊寿、陈振夏、李强、乐天宇、朱次复、恽子强、刘鼎、吴崇凌、王勋、林华、徐弛、赵俊、周建祥、郝希英、樊钟秀、黄海霖、陈绍力、宋廷良、姜载愉、曹金木、沈保全、吴璜、刘伟等等骨干和人才。
当时的经济工作干部和骨干人才，不但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且学习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与领导经济工作的本领。
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参加劳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动员群众，帮助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民开展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举办生产展览会等等，这不仅对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经济建设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体现而且进一步弘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统形成。
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实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过程，就是继承与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民族精神的过程。
广大军民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以苦为乐、甘愿奉献，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大生产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把这一精神丰富发展和弘扬光大为我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民正是依靠这一伟大精神的武装与支撑，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最终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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