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统战委员会经济组，与民族工商界建立广泛经常的联系，帮助和直接领导工商界建立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团体。
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同卢作孚、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抗战初期，沈钧儒的儿子在重庆办画展，黄炎培在其中一幅《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联想到国民党的报纸曾报道红军战士长征中在茅台镇酒池以酒疗伤的事，就在画上题诗：“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买下此画。当时南方局经费紧张，购买小画家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联系到两位重要民主人士，今后可能有用。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当他走进máo • zé • dōng 的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以及自己的题诗。
他感慨共产党人真是拿他们当朋友，所以才直言坦陈“周期律”。
多年后，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这幅画的事情，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分析抗战形势和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
后中共中央又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刘文辉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0年12月，周恩来派员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后又派员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专门联络的电台。
龙云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被誉为“民主堡垒”。
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
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访问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周恩来还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
南方局建立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以香港为枢纽和基地开展港澳统战工作，争取海外侨领，扩大对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组织海外华侨回国抗日。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fǎn • gòng 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南方局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进步戏剧。
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
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
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进步作家等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做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南方局注意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
皖南事变后，还提出了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一生十分注重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党外人士，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和统战方针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总是坦诚相待，关怀备至，多年来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本章撷取周总理与民主党派人士交往中的几则感人故事，以此表达我们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宋庆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名誉主席。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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