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恩来、邓颖超也非常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宋庆龄回忆说。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专门去看望宋庆龄。
当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热情地迎到了门口。
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着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
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前去接宋庆龄北上。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自修函一封：“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协商。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不仅是革命家和爱国者，还是著名的画家。
1950年8月初，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之际，何香凝精心画了一幅“梅花松柏图”，上书“恩来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
她用霜欺雪压香如故的梅花和酷寒不凋挺且直的松柏象征邓颖超和周恩来，寓意深刻，恰到好处地赞颂了他们的爱情和品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
1951年，何香凝为志愿军画了一幅《喜鹊牡丹图》，请周恩来欣赏评价并且邀请他在画上题词。
周恩来欣然命笔，在《喜鹊牡丹图》上写道：“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念和对战士们的崇敬。
1961年11月28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周恩来主持了一个“百老庆寿会”。一百位70多岁以上的在京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欢聚一堂。
当时83岁高龄，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见周恩来正向她走来，急忙起身相迎，不慎拐杖失落。
周恩来迅速向前，一面拾起拐杖放好，一面热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向她祝寿。
周恩来曾经满怀深情说道：“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
而廖承志也深有感触道：“这是实情啊，父亲廖仲恺早在黄埔军校就十分赏识周恩来，母亲何香凝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爱护，姐姐廖梦醒不仅和周恩来革命关系密切，而她的女儿囡囡又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疼爱的干女儿。”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与周恩来相识在1938年。
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设立一民意咨询机构叫国民参政会。张澜、周恩来都是参政员。其第一次会议于7月在汉口开幕。
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吴玉章引介与张澜认识。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即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肃然起敬。张澜时年六十有六，周恩来正届不惑之年，结成忘年交。
1941年皖南事变期间，周恩来差不多天天去“特园”(张澜老友鲜英的公馆，张澜应邀住此)，两人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感情，互相关切。
有一次，周恩来去特园时张澜还在午睡，周恩来对张澜通讯员张楣光频频摇手，示意莫要打搅，自己则独自一人在大客厅里坐等。
后来，张澜知晓此事，责备张楣光道：“周先生来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旧政协期间，周恩来与张澜相互约定：凡遇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统一认识，采取同一步调。
1946年10月，蒋介石悍然下令定于11月在南京召开“国大”。蒋欲孤立中共，竭力拉拢民盟参加。当时民盟内部对参加与否亦有分歧。
在此紧要关头，是月12日清晨，周恩来赶到兰家庄民盟总部，提醒黄炎培和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说：“民盟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你们最好向张澜主席请示一下。”
周新民当即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张澜请示。张澜答话只一句：“决不能交名单啊！”民盟总部立即作出了不参加“国大”的最终决定。
最终，被孤立的一方反倒成了蒋介石。事后周恩来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了！”
1949年5月，张澜等人被蒋介石下令逮捕，羁押于上海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周恩来得悉后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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