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
朱德看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尽管形势诡谲变幻，险象环生；但他胸有成竹，沉着应付，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形势下，卫立煌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又是朱德的挚友。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他非常焦急和为难。
他致电朱德，希望适可而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这个意见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因为进行这样的反磨擦斗争本来是不得已的，中共和八路军方面决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
在接到卫立煌来电后，朱德就下令部队停止追击，适当后撤，准备谈判。
但是，蒋介石仍一再命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并要他去重庆汇报。这使卫立煌焦虑异常。
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他匆匆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晋城，表面上是前来部署向八路军进攻事宜，实际上却是希望同朱德会晤。
他在离开洛阳时，曾向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希望同朱彭会谈。
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后，致电前方，表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谈判要点，除重申团结愿望、划分作战区域等外，还提出八路军增饷、扩编等要求。
由于八路军主动后撤，双方在实际上已停止军事冲突；但是，相邻驻军之间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仍发生一些小的磨擦。
日本侵略军借此挑拨国共关系，在长治城内贴满了“中日联合起来铲除八路”的标语。他们还乘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
形势的紧张，使朱德暂时无法抽身前去同卫立煌会面。而由于晋城受到日军攻击，卫立煌也不得不回到洛阳。
卫立煌在晋城时，朱德把八路军各部最近同日军作战情况和取得的胜利，给他送去了报告。
卫将这些转报蒋介石，还报告了八路军主动后撤等情况。
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这时却向蒋介石转送了晋城华北战地服务督导团一个叫郭鸿群的fǎn • dòng 分子的报告，说：“现第十八集团军及决死队、牺盟会等又乘中央军调动之时，攫取地方政权，强行共产主义”。
丝毫不提八路军与日军艰苦作战的情况。
这两个报告反映了对抗日和磨擦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
卫立煌还派一个少将高级参议申凌霄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朱德，但从晋城到八路军总部需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交通很是不便。
申凌霄在四月十六日才到达八路军总部。两天后，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分会副主任委员王藻真一行也来到八路军总部，目的也是为了商讨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问题。
这时，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máo • zhǔ • xí 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德早日回延安。
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准备南下。
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
申凌霄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信件后，先回去复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人。
左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
朱德这次南行，很快引起各方的瞩目。中共中央期望他同卫立煌的谈判不仅能解决划分防区、停止军事冲突，继续团结抗日的问题，还能解决八路军的扩编、增饷的问题。
蒋介石希望朱德在谈判中能再作让步，并要求朱德在洛阳会谈后经西安去重庆向他“述职”。
卫立煌更盼望朱德前去，商量解决军事冲突和共同抗日的问题。
日本侵略者则希望朱德同卫立煌的谈判失败。
八路军各部都担心朱德此行的安全，因为南下途中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和某些对八路军对立情绪仍很严重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
但朱德却从容沉着地对待这一切。出发前，他先去潞城北村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等研究工作。四月二十五日，等王藻真一行来到北村后，就一起出发，前去洛阳。
朱德他们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壶关附近的龙溪镇宿营时，恰逢该地驻军一二九师暂编新一旅旅长韦杰结婚，朱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韦杰曾担任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朱德很了解他。在婚礼上，朱德风趣他讲了些祝贺喜庆的话，接着就讲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他说：范汉杰、孙殿英等国民党军队就在你们周围，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他们交往中注意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
当他了解到韦杰前几天曾截击一部日军、缴获甚多后，很高兴，要了一些战利品，准备带到洛阳去送人，使他们了解八路军抗日的实际情况。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经过新一旅同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六师防区的交接地带。前不久这一带曾被日军侵占，这时已被打退，国共双方军队在这里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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