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敌人集中了五六万的军队对太岳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刘少奇一行人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过程中，敌人在山下烧伤抢掠，他们从山上走。
敌人在前村扫荡，他们就在后村煮饭。等到敌人向后村搜索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饭了，再转到敌人屁股后边。
刘少奇一行人在进入晋西北地区的时候，已经是12月了。这也是回延安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当时的日军为了分割三分区与晋西北军区的联络，他们的战车与坦克昼夜不分的轮流在交离公路上巡逻。
他们一行人想要回到延安，还需要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中继续做夜行军。
只是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十分痛苦，但是刘少奇坚持给大家讲故事。
他说：在前边有一座很高的山，那就是吕梁山，山上有个人祖庙，我曾经也上去过。有传说是人类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大家以后有时间也可以上去看看。
就这样，大家在刘少奇的鼓励下，也忘记了寒冷与饥饿。
12月30日，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延安。
刘少奇千里回延安，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护送，让máo • zhǔ • xí 听后也称赞不已。
当时刘少奇代号为零号首长。
铁道游击队接到命令后，和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游击战斗，安全把零号首长护送到目的地。
刘少奇回到延安，特意把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讲给了máo • zhǔ • xí 听。máo • zhǔ • xí 听后对微山湖畔的铁道游击队大为称赞。
陈毅元帅1946年在《西江月·忆滨海》中写道：
滨海岁月几度，罗陈朱萧谷符。抗日将士拼九死，英雄豪杰无数。更有少奇来鲁，指点胜利之路，转战千里沂蒙山，卧虎藏龙临沭。
其中“少奇来鲁”说的就是刘少奇1942年回延安途中奉命来山东检查工作，为山东“指点胜利之路”，可谓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个转折点。
正如máo • zhǔ • xí 在电报中所言，山东缺乏统筹之人，从侧面说明了山东在抗日战争中的被动地位，山东人民在抗战中无疑是最艰苦的。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山东一直就是兵家多争之地，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山东一直是中国人民担忧的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人们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日军侵华期间，大部分日军都从此登陆，这里无疑成为了日军的高级指挥部。
从数据来看，日军在山东发展了大量伪军，也就是汉奸，同时还建立了碉堡政策，他们通过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的方式在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及周围建设据点，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井”“王”“田”字形的若干小块，妄图把山东抗日军民困在囚牢之中。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山东地区的扫荡更为频繁，特别是1941年冬，日军调动5万日伪军对我鲁中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给人们带到了无尽灾难。
更加可气的是，当时驻守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居然公开投敌甘愿当汉奸，这导致了伪军数量大量增加，直升8万余人，比日军的数量还要多一倍。
这些伪军部队与日军同流合污，不断骚扰我抗日根据地，给人们生活生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除了战争的艰苦，还有自然的艰苦，恰逢这几年，山东地区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灾荒，连年干旱，导致人们吃饱都是问题。
而抗日军民更是靠着吃地瓜干以及带皮的花生饼和日军作战，最艰苦的时候只能用野菜和树叶充饥。
复杂的形势，残酷的斗争，艰苦的环境，一系列问题让中央领导对山东地区极其担心。
当时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对这些问题十分焦虑，便向组织做报告，他接连致中央，请求派人到山东指导工作。
1942年2月，中央致电“胡服”，委托“胡服”去山东指导工作，并希望其“设法调整”。
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之所以派刘少奇来山东是因为刘少奇在1941年1月曾在山东根据地工作过，对此地较为了解。这年春，刘少奇路过山东，正好可以为山东指导工作。
3月18日，春寒料峭，刘少奇一行来到了115师的师部，即山东临沭朱樊村。
得知刘少奇来了，罗荣桓命令一定要招呼好这位中央首长，但刘少奇不搞这些虚的，农民吃什么他吃什么，农民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
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首先从核心领导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刘少奇是陪同máo • zhǔ • xí 作战多年的重要领导人，他听取报告和讲话的方式都是一针见血，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山东的问题所在。
“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愿不愿意都参加？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了没？……”
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走访农民群众，从群众中寻找原因，他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和劳动群众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都要做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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