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由此导致南委机关及所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
南方中共党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也给华南地区国共合作抗战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这就是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制造的又一起严重fǎn • gòng 事件——“南委事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及进步人士。
为了坚持抗战，预防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采取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1940年5月，máo • zhǔ • xí 进一步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面对新形势，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使地下党的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于1941年春正式成立，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
南委下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琼崖、潮梅、闽西、闽南、湘南五个特委，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
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成立初期兼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郭潜（原江西省委书记，南委成立初期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为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
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立电台，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
广东省分设粤北省委（李大林任书记）、粤南省委（梁广任书记）。
南委事件是从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开始的。1941年初，江西省委书记郭潜调南委工作，书记由军事部部长颜福华代理，后调闽西南潮梅特委（即原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谢育才继任。
1941年6月上旬，谢育才与妻子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江西吉安，被省委驻吉安机关负责人、省委宣传部部长骆奇勋安排在吉安郊区省委统战部部长林鸣凤家暂住。
而在谢育才到达江西吉安之前，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和吉安交通站负责人李盘林、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照贤、赣西南特委交通员黄静玲等已被铺叛变，潜伏下来成为了内奸。
他们在特务的指使下，于7月初引领谢育才和骆奇勋一同前往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即安福、永新、莲花三县边界之洋溪山）。
谢育才妻子王勖因临产，骆奇勋妻因生病，二人均留在吉安。
谢育才到省委机关后，看了郭潜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听了代理书记、军事部部长颜福华的情况介绍，得知郭潜离开江西之前，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外全部已遭受破坏，省委机关也很不健全。
但郭潜在给中央及南委的报告中，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江西情况。因此，谢育才在上山的第四天向南委发了第一次电报。
隔天，南委复电，要他立即到广东曲江某地联系。
谢育才遂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再前往曲江，即与骆奇勋一同由李铁拐带领下山奔吉安。
7月15日到达吉安，住进一家旅馆。当晚，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遭到国民党中统局江西调统室行动队秘密逮捕。随后，王勖及林鸣凤夫妇也先后被捕。
谢育才被捕后，特务又借他的名义给在山上的颜福华写信，诈称谢生病滞留吉安，要他到吉安商讨工作。
颜福华带几名武装人员到吉安后也被捕。不久，颜福华也叛变了，并死心塌地为特务卖命。
他出卖了被捕自首后又暗地向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的原省委干部张建行、孔昭新，张、孔二人遂彻底叛变。
接着，江西省委电台被破坏，省委成员及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在中统特务和颜福华的裹挟下，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也叛变。
从此，江西省委机关为中统特务机关所控制。
到1942年6月，江西省委所属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44个县委及以下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支部都遭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制“管训”。
对此严重情况，南委全不知情。
1941年8月，国民党中统局委员、高干会主席兼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中共叛徒，原名徐锡根，中共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到吉安会同江西调统室代理主任张启白和庄祖芳（中共叛徒），共同策划进一步破坏南委及其组织。
为了对南委严密封锁消息，他们将在吉安的所有与广东有关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逮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电台人员，仍按原来的信号、波长、密码，时断时续向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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