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取有关南委情报，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夫妇的逼供。他们或封官许愿，或严刑拷打，或同关一室，或分开隔离，但最终也没能达到目的。
1942年2月，颜福华对谢育才说：“我们的人通通下来了，冯委员（冯琦）对我们很好。现在我们正同南委联系，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冯委员很看重你，希望你能出来和我们共事。”
谢育才看到颜福华，就知道江西省委已经被完全破坏，南委的处境也极端危险。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定牺牲个人名节，争取出狱向南委报警，遂填写了自首书。
冯琦、庄祖芳将谢育才夫妇放出集中营，软禁于吉安庄祖芳寓所院内，生活上给予优待。
在此期间，谢育才与特务及叛徒巧妙周旋，既保护了自己，又保守了党组织的机密。
1942年2月，南委电台接到南方局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波长插了进来，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
起初，南委领导人认为江西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察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他说明中断原因；第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第三，南委暂不向江西台发任何指示和通知。
此后，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情况不明”。
方方将此情况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认为没有问题。
于是，南委决定派郭潜到曲江向谢育才传达南委一年工作总结和检查江西的工作。同时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韶关北路与“二叔”（即郭潜）见面。
前文说过，曲江是南委的交通站，郭潜随即离开南委驻地去曲江。
但南委设在吉安的通讯处已被叛变的江西省委青年部部长唐敬斋出卖，为江西省调统室所掌握。
中统控制的江西台根据冯琦的旨意，此前曾向南委电台提出：必要时请就前约定的通讯处来信，以免电台易发生故障且修复不易。
南委回电表示同意。结果，1942年4月，特务得到了这封明文隐语信，掌握了破坏南委的线索。
特务们获得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联系的重要情报后，立即策划诱捕郭潜。
颜福华将谢育才带到冯琦处，冯琦一开始就问：“‘全福处’是人名或是地名？”接着说：“我明白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来电，要你回全福处。你总该知道吧。”
听了冯琦的话，谢育才回答：“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县白土区后村，南委要我去那里，恐怕已经对我产生怀疑了。”
实际上，谢育才知道“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并负责南委电台安全保卫工作，并猜测到如能找到张全福就能找到南委。
这时，谢育才意识到南委已被特务联系上了，情况异常危险，只能尽快逃走向南委报警。
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刚满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
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只得下令秘密追捕。
谢育才夫妇一路上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里，历时24天，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南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
谢育才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让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刘永生将报告交给了南委书记方方。
方方得到谢育才的报告后指示：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南委电台准备转移，加强警戒。
并于5月24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让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郭潜于4月离开南委，5月初到广西桂林领取了南方局汇给南委的经费10万元，5月26日回到曲江。
他虽然收到24日南委发来的电报，但未及时将密码译出，并无撤离准备。
而此时庄祖芳等特务和叛徒早已在交通站周围布下密探。当郭潜回到曲江，在露天茶社喝茶时，即被孔昭新、罗卓明发现追踪。
当晚，郭潜和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时，遭到包围逮捕，并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郭潜当即叛变。
郭潜叛时提出三个条件：一、将从桂林领回的10万元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实际上要了3万元）；二、不公开其叛徒面目；三、保证其人身安全。特务答应了其所提的全部条件，郭潜的老婆李健随即叛变。
郭潜叛变当晚就引领特务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和交通员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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